2009年，首先必须习惯的事情，叫告别。这一年，悼文源源不断，哀乐绵绵不绝。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杨宪益……生于“五四”前的老人们仿佛约好似的，三三两两携手到另一个世界去赴约。文坛名士驾鹤西去，艺术舞台痛失瑰宝，文化记者被周期性地派往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告别厅。“人间的葬礼是天上的婚筵”，10年前去世的冰心老人曾这样说，可这一年这些“婚筵”之频仍，让人心痛。

    后人与其说在哀悼其死，不如说是在缅怀其生。“他们带走了一个时代”，季羡林任继愈同日去世时，人们这样说。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贝时璋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相继离世，又被叹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9年，电视剧《潜伏》火了，文化界也上演了一出谍战剧。楚辞专家文怀沙“造假”，画家黄苗子“告密”，翻译家冯亦代“潜伏”？历史尘埃纷纷泛起。有人感叹：“那位‘楚辞泰斗’被揭露的时候，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国学大师都是假的！后来黄苗子先生成为‘告密者’，我们又恍然大悟，原来文化老人都是假的！再后来，绝不是一个人在告密，我们又得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假的！”有当事者用“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反驳，有愤怒者让卧病不起的96岁老人“爬起来认罪”，有不平者质疑“拍砖者”动机，两边帮架的都不少，而不信一家之言埋首资料档案寻求真相的，则是少数。其实，冯亦代在章伯钧家卧底的“秘密”，正是其在2000年出版的《悔余日录》中自我揭露的。不计前嫌和不记前嫌之间，是有区别的。

    就在文化界掀起“扒粪运动”的同时，巴黎拍卖现场，两件文物价值并不高的圆明园流失文物铜制鼠首和兔首，搅得国人心神不宁。兽首最终被厦门商人蔡铭超天价拍得，但他却称：“我不会付款。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事后有媒体调查发现，不排除有海内外相关利益团体共同“做局”刻意炒高兽首价格的嫌疑。民族主义情绪成为金钱利用的对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历史总是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影响着现在的脚步。2009，各种周年庆典和纪念纷至沓来，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澳门回归10周年。文艺界一拥而上四处献礼，但哪里的明星阵容，却都比不过一部《建国大业》。献礼片也赚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相比这些伟大时刻，蜷缩在历史大背景中的一些纪念则略显低调。现代艺术大展20周年、诗人海子去世20周年、四月影会成立30周年……与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时“明天更美好”基调不同，这些追忆大多是一种无奈回望——企望在历史中重温商业化时代所稀缺的“真诚”和“进取性”。但倘若脱离了每一个整数年，还会有人“不合时宜”地提起它们吗？

    这些纪念的传播范围，还远远不如那些一闪而过的文娱碎片：小沈阳一夜火了，满文军突然吸毒了，余秋雨“假捐”了，相声侯门那点恩怨还没整明白，迈克尔·杰克逊死了，刘德华结婚了，王菲她老人家终于复出了。

    人民当然有享受娱乐生活的权利。但这一年中，有些娱乐生活似乎不太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比如房奴们热捧的电视剧《蜗居》就被斥为低俗。反低俗，首先传自互联网。有网友自嘲“我也被‘反低俗’了”，更有高校学子亮相媒体痛诉同学看黄片导致“心神不宁”，“心神不宁”旋即走红。

    网络生活就是这样让你猝不及防，它是现实世界的二度创造。网民在这一年中继续生产着各种接头暗号：“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路上别玩躲猫猫，也不要和有身份的人说话。对于被就业家庭，你还能指望谁替你说话。”这些看似古灵精怪的语言，实则包裹着随时可能被激活的情绪，是2009年公众舆论的另类注脚。

    岁末，又一则流行语新鲜出炉。上海某DJ对一名“讨厌上海人”的听众说：“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不管怎样，2009已经向2010一路狂奔而去，团也好，卷也罢，这些不圆润的记忆，经过时光打磨，也许有一天真的会闪光。

    就把它视作一种告别2009的姿态吧——团成一团，圆润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