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以她的真诚、自然赢得了“一代文学”的盛誉，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则是元曲中的一朵奇葩，自大德(1297-1307)年间走上舞台后迅速风靡剧坛，七百多年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誉之为“花间美人”，元末明初贾仲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评价，更道出了王《西厢》的非凡成就与历史地位。所谓“花间美人”主要赞叹《西厢记》情节的曲折和文词的优美，而这位花间美人所蕴含的风韵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西厢记》的风情之美，表现为对生命张力的情感认同。《西厢记》对生命力的肯定与提倡，具体说就是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两相结合的肯定与讴歌，这种肯定与讴歌，不能不说有草原文明的滋润与哺养。自宋以后，程朱理学逐步占据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较于程朱理学，蒙古贵族其时所体现出的草原精神，则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那就是敢于真诚地直面生存、直面欲望，少虚伪，少造作。成吉思汗曾训示诸将:“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史集》)。

　　王实甫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但他深刻体会到草原文化中那种作为人的旺盛的生命力与活力，这种生命力在汉民族文学中的唤醒且成为“一代文学”元曲的主旋律，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彼此交融结合后开出的绚美之花。王实甫以他的生花妙笔，在《西厢记》中热烈地讴歌与赞美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曲中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等等，都是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曲词，不但如此，王实甫还从文学角度描写了青年男女两性美好的结合。郑振铎《文学大纲》指出，此前的小说、戏曲，“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可见《西厢记》的伟大与创新。

　　二是《西厢记》的风化之美，表现为对亲情伦理的理性尊重。强调人伦关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西厢记》不回避矛盾，不回避斗争，但如何处理矛盾、如何斗争，先进如何改造落后，则是是否构成和谐的重要标志。

　　草原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活力，但其野蛮性、落后性也时时得见，汉文献所载之“烝母报嫂”(和母辈嫂辈的乱伦之行)等，都很原始也很低俗。对两性爱情，王实甫很开明;对人伦礼节，王实甫则很重视，这是他对中原文明的提倡与弘扬。俗语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哪有不疼爱自己子女的父母?是所谓养育之恩难报。因此，观念正确也罢、错误也罢;进步也罢、落后也罢，子女对父母首先要存有一种理解与感爱。爱情是美好的，父母之爱也同样值得人们讴歌。此前的“西厢”故事存在些不协调的音符，如《董西厢》谓莺莺之父亡故不到一年，与母扶柩归葬，路阻于普救寺，后感张生救护之恩与之相恋，私下结合，此情境下的恋爱，终是有种不够和谐之感。王实甫把此情节改为二十七月禫祭(守孝结束之前的一次祭祀)后发展，这是他的细心之处，使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更合于人性，更符合人情之常。《西厢记》的和谐美，植根于对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许多家庭问题、内部矛盾不以白热化方式解决，是有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理解与情义的。后来，在争得两相爱悦的婚姻后，张生听从老夫人的安排，割舍下两相缱绻之情，旋即入京赶考，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不是妥协不妥协的问题，而是对一位母亲的尊重与理解。这种尊重与理解，体现的正是当时情境下的一种和谐的人性美。老夫人最后对张生的认可，不正说明观念落后的母亲也是可以改变的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斗争、革命的终极目的并非是消灭某人，而是改造某人，使之产生进步文明的观念。

　　三是《西厢记》的风格之美，表现为对雅俗结合的语言追求。古代实行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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