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教育界认为要发扬中国文化必须学习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如蒋梦麟抗战期间写了《西潮》一书，书中说：“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

　　再次，学术界则认为，若未来不加以融合，外来文化在中国将不会发挥作用。陈寅恪在1931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认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真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我们自古就有“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文典研究传统。胡适的历史考证法是“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对于我们这次国学讨论（包括两位先生）的启示是：先不要忙于国学的“立场”和“质疑”（如新文化的“中国道路”或文化的“价值判断”），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多找国学史料，沉下心来多做基础性工作，然后再谨慎合理地探索“国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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