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胡令毅又发表《论温秀才》一文，进一步分析小说所写西门府的“西宾”人物温秀才，和作为门客的徐渭本人在籍贯、相貌以及性格行状等方面的一系列相同或相似之处，“以为徐渭作《金瓶梅》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黄霖曾经发现，《金瓶梅》第五十六回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出自《山中一夕话》（即《开卷一笑》），而此书卷首的参订、校阅者，一会儿题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会儿又题一衲道人、屠隆，据此，黄霖认定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都是同一人，这是他提出《金瓶梅》作者屠隆说的重要证据之一。潘承玉在研究中同样提出了“兰陵笑笑生”与死后葬在“兰亭山”的“天池生”徐渭的紧密关系，提出徐渭生前行文做书常以两个“一笑”或者“笑笑”的象声词“呵呵”结尾，徐渭还写到“终日呵呵，才是天下第一笑品”。邢慧玲受此启发，对“笑笑先生”与屠隆的同一性进行了反驳。她对《山中一夕话》的序言和卷首署名方式进行重新考察，发现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与屠隆并非同一人，《山中一夕话》的编者只能是笑笑先生；她更在署名徐渭的《刻徐文长先生秘集十二卷》中找到大量与《山中一夕话》相互雷同的笑话，证明徐渭其实就是《山中一夕话》的编者。

　　邢慧玲发表在2006年第2期《明清小说研究》上的这个考证发现，很大程度上抽掉了屠隆说的基石，更使潘承玉提出的“兰陵笑笑生”与徐渭的对应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

　　2009年初，由吴敢教授主持的《徐州工程学院学报》金学专栏又发表了来自西南大学文学院青年学者王停军、李俊瑶的一篇论文。该文“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追溯了陶望龄和明万历间《金瓶梅》抄本拥有者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等的关系，以及其间存在于陶望龄身上的种种反常现象，提出作为徐渭遗著的整理者，陶望龄在《金瓶梅》抄本传播过程中的“欲盖弥彰，正暴露了他在最初抄本流传过程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潘承玉向记者出示了上海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全亮刚寄来的一份请求指导的《金瓶梅作者徐渭说补证》的学位论文提纲。全亮表示，“《金瓶梅》是千载难遇的奇书”，一定要利用学位论文的写作，进一步加强《金瓶梅》和《徐渭集》的文本互证，“为徐谓说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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