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瑫传》中我们知道，行瑫撰《大藏经音疏》，是“慨其郭迻《音义》疏略，慧琳《音义》不传”，而行瑫所撰《大藏经音疏》，在宋代“行于江浙左右僧坊”。因此《金粟山大藏经》中有行瑫的《大藏经音疏》，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非常遗憾的是，行瑫的《大藏经音疏》多达五百许卷，而目前所知“仅在日本发现其第三百零七卷写本一卷。”（见吕澂《中国佛教史大略·五代佛教》）这件是目前所知传世的第二件行瑫的《大藏经音疏》，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行瑫撰《大藏经音疏》的年代距《金粟山大藏经》抄写的时间仅有100余年，因此从文献的角度来分析，这卷《大藏经音疏》当更接近行瑫的原作。

　　此经卷末有“过云楼收藏金石图书”和“元和顾子山秘笈之印”二印，可知清代曾为顾氏过云楼的插架之物。如今，这件《金粟山大藏经》从海外回归，被国内收藏家收藏，堪称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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