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栋所辑的《牧令书》中说：“官场陋习，乐于见长，不乐于见短，喜顺恶逆。”（卷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乐于报喜不报忧，喜欢听赞扬顺从的话，厌恶听逆耳之言，这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陋习。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一个上谕这样说：“至于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之语殊多，悉应停止。凡事皆宜务实，何必崇尚虚文？即如尔等师生之间，一发议论，即互相推赞。书札往来，亦大都奖誉过情，此甚无谓也。”（《康熙政要》，卷八）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一直提倡“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身处“乾纲独断”的“万乘之尊”，能够反对“颂圣”，把对他的肉麻颂扬看作是“俱属无益”的“虚文”，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官场中，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对上司的阿谀逢迎，师生、同僚之间的相互吹捧，已经习以为常，无处不在了。谄媚之风的盛行，谀颂之词的泛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厌恶，纷纷揭露“悦谀成风”已成为政风败坏的一个突出问题。

　　好谀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喜欢听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在别人的吹捧面前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另一种是对上司望风希旨，投其所好，奴颜婢膝，迎合趋承。这两种情况，都会对执法理政产生很坏的影响。

　　在封建时代，一旦跨入仕途，立即高踞人上，成为站在老百姓头上的老爷，权势显赫，威风八面。所以，“居官时不患无谀词，而患无规语。民即怨诅，不遽入耳。”（汪祖辉：《学治臆说》）官员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很容易听到谀谄之词，却很难听到规劝和批评的话，老百姓即使有对你抱怨甚至诅咒的语言，也不会一下子传进你的耳朵里。当你被种种谀词所包围，并且沾沾自喜而得意忘形时，就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有的书作了这样的分析：“居官之人，身处民上，一令百从，谀言日至。自视地位高于人，才识无不高于人，自是之见渐习渐惯，其尚能低首下心勤学好问也哉！趾高气扬，非独办事乖错，必贻民物之忧，即终身才识，亦以一得自阻矣。吁，可畏哉！”（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卷六）这段话对好谀之害，揭露得入木三分，可谓鞭辟入里。一个缺乏自觉的人，在谀言的浸淫下，就会自我膨胀，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官位高了，学问才识也会水涨船高，无不高人一等，于是自以为是，趾高气扬，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这样，不但办事常常出错，个人也必然固步自封，闭塞了增长才智的通道。

　　问题远不止于此。好谀之人，往往会失去对人对事的是非好恶的准确判断力。对那些巧言令色、希恩固宠之流，视之为心腹，倚之为亲信，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而对那些敢于犯颜直言，讲一点真话甚至逆耳之言的人，则不惬于心，怒形于色，甚至深恶痛绝。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谄媚之徒飞扬跋扈，正直之士缄口不语。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歪风盛行，正气不申。这样的政治环境，必然使谗言佞语乘虚而入，招摇过市。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闻谤而怒者，谗之囮也；见谀而喜者，佞之媒也。谗言之入，起于好谀。”（《居官警语》，第56页）

　　喜欢下属吹捧的人，面对上司，也必定是“趋跄跪拜，迎合谄媚”、“诳语支吾”，“唯诺随人”。他们的处事原则是“善事上官，不恤民瘼”（《居官警语》，第127页）。只要把上司伺候好了，老百姓的疾苦是不必放在心上的。这样的人最善于揣摩。“仕途恶习，不讲实在是非，惟以私心摹拟。”“全以私心揣测上司，一倡百和，而激扬之公泯，劝戒之意不昭矣。”“况有揣摩之心，便工迎合之计。奔竞钻营，无所不至，其有关吏治风俗，人品心术，殊非浅鲜。”（徐栋：《牧令书》，卷一）陈弘谋《学仕遗规补编》对这种人有这样的描写：“萎靡不振，悦谀成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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