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打虎无疑是《水浒传》中屈指可数的精彩片断，《太平广记》中有一个钟傅搏虎的故事，与之有不少相似处。所谓“钟傅”，当是正史里多有记载的“钟传”之误。他“少倜傥，以勇毅闻于乡里。不事农业，恒好射猎。熊鹿野兽，遇之者无不获焉。一日，有亲属酒食相会，傅素能一饮。是日大醉。唯一小仆侍行，比暮方归。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质，额毛圆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顾望前来。仆夫见而股栗，谓傅曰：“速登大树，以逃生命。”傅时酒力方盛，胆气弥粗。即以仆人所持白梃，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傅，傅亦左右跳跃，挥杖击之。虎又俯伏，傅亦蹲踞。须臾，复相拿攫。如此者数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即以两手抱虎之项，良久。虎之势无以用其爪牙，傅之勇无以展其心计。两相擎据，而仆夫但号呼与其侧。其家人怪日晏未归，仗剑而迎之。及见相捍，即挥刃前斫。虎腰既折，傅乃免焉。”

武松打虎的故事，在元朝钟嗣成的《录鬼簿》中就录有杂剧《折担儿武松打虎》剧目了，所以，应该说：《水浒传》是综合与创作的结合，其中就有钟传搏虎的影子。斗虎表现出的是：在超乎常人能力可以应对以外的危险时，那种勇敢面对和战胜它的美学意义。但是，人是思维的动物，人们最终总是要用思维的文化来审视它美的价值。

武松是最喜欢人称他“打虎武松”的。那么仅仅凭着一时的孔武有力、或者用金钱之类，最终真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美的吗？《新唐书》说钟传：“既贵，悔之，戒诸子曰：‘士处世尚智与谋，勿效我暴虎也。’乃画搏虎状以示子孙。”这就是经过了文化思维的选择，而实际上武松，最终也是成了一个真正僧人的。早先钟传“以负贩为生”，然后“事州为小校”，当黄巢、王仙芝率农民军扫荡各地时，江西高安民众“推传为长。乃鸠夷獠，依山为壁，至万人”来自保一方。最后朝廷也不得不承认他这个来自社会底层人物的存在，所以唐僖宗“擢传江西团练使，俄拜镇南节度使、检校太保、中书令，爵颖川郡王”。在他“居江西三十余年”中，值得称道的是，在那个别人都在忙着血腥争夺的动荡时期，还特别重视了文化建设，别的不说，就是晚唐诗人，就以出自江西，或来往于江西者为多，乃至影响到了北宋江西的人材辈出。他大力奖拔人才，“故士不远千里走传府。”吸引了许多外地的知识分子来到江西，维护了区域相对的思想文化的繁荣和稳定，所以也被人称作了“文侯”。在他兵围抚州时，城内突起大火，诸将请急攻之，他却说：“乘人之险，不可！”抚州守将闻之，谢罪听命。于是就兵不血刃收复了抚州。虽然当时主流社会的人，骨子里都因为他不是士族出身而轻视他，但他的行为证明了：他已经完成了从一时暴虎的孔武之美，上升到了具有更多精神之美的存在。

    《上高县志》记载：他还把旧宅捐作了寺庙，即现今上高名刹崇福寺。他还在上高武泉山创建普济寺，宜春蟠龙山创建蟠龙禅院。禅宗曹洞宗开山鼻祖良价有本寂、道膺两大弟子，一居宜黄曹山，一居永修云居山。钟传再三降使迎请本寂，又为道膺奏请紫衣、师号。由是“法轩大敞、玄教高敷”。应该说：他对洞山禅系的发展也是起了推动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