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其他“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即便是最激励地抨击孔子的吴虞也连番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
但是不管如何,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急风骤雨后,人们再提起“孔子”这两个字时,感受已与往常大不同了。
192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不无心痛地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以至于“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这又是为何呢?
也许鲁迅的一段话可作为答案,他在谈到“袁皇帝”、孙传芳和张邦昌这三个人时说:“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切,“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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