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人气热络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马路上，有个毫不起眼的指示牌标注着“钱穆故居”，在川流不息的车河中，似乎很少有人留意到它。记者依据路线指示前往外双溪边坐落有国学大师钱穆故居的东吴大学，期待一睹大师的生活轨迹，但寻寻觅觅而不得见，便顺势问一位学校里匆忙经过的年轻人。当听到钱穆的名字时，她摇摇头，露出一脸疑惑。

　　在午后的校园里，紧邻着安素堂小教堂及爱徒楼的钱穆故居显得格外安详静谧。当记者拾级而上悄然来到这里时，竟没有任何人迹，只有几只寂寞的蝴蝶在路边小径的花草上翩然起舞。身材娇小的工作人员许小姐见到有来人，显出一丝少有的兴奋，在一旁不断地为记者讲解。她强调自己是导览，而不是导游。“导游要带着很多人的哦。”她有点自嘲地说。

　　1967年，年逾七旬的钱穆从香港来到台北，格外喜欢这里的格局和周遭环境——可远眺风光旖旎的阳明山，而和明净的外双溪之流相伴，也能让人表里俱澄澈。翌年，钱穆迁居至此。为感念当年母亲在“素书堂”对他的恩情，他将居室起名为素书楼。

　　在一楼的客厅，长条几案上仍按钱穆生前原样摆放着朱熹的雕像，上面则郑重地张挂着朱熹的手书拓片“立修齐志、读圣贤书，静神养气。”而用餐的大圆桌处，可临时兼做钱穆专为弟子们讲学之地，旁边的沙发上则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对于他们，钱穆从来是“英雄不问出处”，并且，他的教学也不以升学荣达为目的，而是着重在普及中国传统的礼仪教化。

　　据许小姐讲，曾有个喜欢古书的高中生不请自来旁听，学而有成上了大学后，仍孜孜不倦地来这里听课，大学毕业后他当了老师，随后又带着自己的弟子们来旁听，这样一来，钱穆和这些弟子们三代同堂。而这类的事有很多很多。后来，更有东吴大学的学生或老师借近水楼台之便来听钱穆的课，许小姐学校里的一些前辈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们对钱穆的人格和治学精神推崇备至，觉得钱穆是史学家、哲学家、国学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因为他从18岁开始教书，直到96岁去世前2年还在诲人不倦。

　　在通往2楼书房和卧室的狭长楼梯走廊上，密密匝匝挂满了当年钱穆著书立说及四处游学的照片写真，那时，他曾是何等风光。

　　钱穆书房里有一整面墙曾留有满满的藏书。另一处墙上悬挂着的已褪色的红色楹联是钱穆生前最为喜爱的一幅，书为：新春来旧雨，小坐话中兴。许小姐介绍说，每年辞旧迎新时，钱穆总爱提笔亲写春联，“总把新桃换旧符”，但那次却破例将这幅墨迹留存下来。晚年的钱穆依然笔耕不辍，但由于眼疾发作，他在写作时常是口述，夫人钱胡美琦笔录，二人琴瑟和谐，自得其乐。

　　钱穆的卧室简朴之极，仅有必备的木板床、床头柜、夫人的梳妆台和一个放衣物的五斗柜。夏天，钱穆通常是一把扇子，冬天则是一顶毡帽和一个热水袋，足矣。如今，人去屋空，唯留下钱穆手书字迹，与它对望的还有钱夫人为祝贺他80大寿而特作的松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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