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第一个时期20年后，即1922年，梁启超又开始发表女性论。这个时期，梁启超已经离开政界，活动重点移到学术方面，言论很是活跃。1922年，他在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以《人权与女权》为题的演讲。他认为，女权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女子的自觉和自发程度。女权运动应是“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其中他特别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梁思顺的女性论

    梁思顺在1915年时很明显主张贤妻良母论。在为某妇女杂志所写的文章《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中，她讲述了其祖母和母亲的事迹。梁思顺写道，她祖母的个性很温柔，很努力地照顾祖父。另外，祖母在家里开了个“学校”，以乡里的未婚女孩子为学生，教她们刺绣、读写等。思顺断言“吾父之性行纯受先祖母所感化训练”。

    接着她提到自己的母亲李蕙仙。按照梁思顺的记述，李蕙仙也是位贤德的夫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为了逃脱清廷的追捕流亡到日本。李蕙仙很冷静地处理完家事后，随即与家人离开上海也流亡到日本。在日本，李蕙仙担当起教育孩子们的责任。梁思顺说，她17岁时才开始由父亲教育，之前都由母亲授业。可见，李蕙仙是一边掌管家庭，一边负责孩子教育的贤夫人。

    梁思顺在另外一篇文章《所望于吾国女子者》中提出了她的贤妻良母论，其要点有四：第一，主张女性也需要受教育；第二，根据能相夫就为良妻，能教子就为贤母的“妇人天职”的想法，主张在学校进行贤妻良母教育；第三，妻子要做丈夫精神上的支柱，“相夫”就是“导男子以正途而励其气也”；第四，重视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认为哺育儿童就是培养国民，决定着国民素质的高低。

二人观点之异同

    梁思顺观点中的“贤妻良母教育”与“相夫”之意与梁启超的主张有些差异。梁启超的女性论中没有使用过贤妻良母等词汇，也没有主张过女性应做男性的精神支柱。虽然他提到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不过相夫的内容还是抽象的，而梁思顺则把这个概念解释成精神上的相助。

    不过两人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梁启超反对自由恋爱。他认为孩子们的结婚对象应先由父母介绍，最后由本人自己决定。梁思顺和梁思成的结婚对象都是经梁启超介绍的。通过梁思顺按梁启超的推荐与周希哲结婚一事来推测，也许她本人对这种结婚方式也没有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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