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从最初开始设想到最终的播出，走了6年艰辛的道路。摄制组先后9次深入敦煌，行程数十万公里，拍摄素材近400盘磁带，前后参与制作人员百余人。在第10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单元中，《敦煌》夺得了“人文类评委会特别奖”。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曾作此长叹。而纪录片《敦煌》不仅重温了敦煌曾经的历史磨难，还以满怀敬意的笔调礼赞了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敦煌的一代代“守护者”们。在第10集《守望敦煌》中，解说词这样写道：“守望敦煌，‘守望’两个字，让人看到了坚持和无悔。他们爱敦煌直到停止呼吸，他们早已和敦煌融为一体，从不曾分开。”中国纪录片学会理事、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敦煌》的历史观最值得关注。作品体现了创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人性化观照的姿态，以及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哲学化的思考。此外，娴熟老练的叙事技巧以及对视听语言使用方面的想象力，也在同类纪录片中显得突出。

　　《敦煌》在创作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情景再现的大量使用。早在1999年，周兵担任央视30集大型历史人物纪录片《记忆》总编导时，就将在纪录片界尚属争议的再现表演的方式运用于纪录片的叙事中。在《敦煌》中，为了使这种形式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主创团队甚至在2006年发布公告，列出罗振玉、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等27个片中所要涉及的角色，面向社会招募演员，这在以纪实为信则的纪录片界还并不多见。在此基础上，《敦煌》试图通过人物的经历和独白作为每一集的叙事线索。在第6集《家住敦煌》中，主创团队从流失在法国的敦煌经卷中发掘了一个叫阿龙的敦煌居民，并通过“阿龙打官司”的故事展现了1000年前敦煌地区的生活风貌。而在第8集《舞梦敦煌》中，主创者干脆虚构了一个叫做程佛儿的大唐舞伎，以她的舞蹈生涯透视了敦煌壁画中优美的舞姿舞韵。何苏六肯定了这种尝试：“程佛儿是一个抽取了一类人物中一些特性的集合体，像是文学中的一个典型性人物。她的出现，并不会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她就像作者的一个代言人，而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富于创意的一种大胆的叙事策略。”

　　近期以来，《望长安》、《大明宫》、《西藏一年》、《千年菩提路》、《敦煌》等大型纪录片陆续热映，引发社会对纪录片的关注。针对中国纪录片的现状和发展，何苏六认为：“纪录片正在被老百姓越来越多地关注，这对于净化电视荧屏、提升媒体形象、引导民众文化消费、提升国民素养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相对于中国悠远厚重的历史以及纷繁多彩的社会现实来说，中国纪录片的产量、传播平台和影响力还都远远不足。事实上，纪录片在对外文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力，纪录片的创作还应得到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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