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在比较文学和人类学等领域都有不俗的成就。他新近出版的《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即是实践他本人自《熊图腾》以来倡导的“四重证据法”的成果。

    所谓四重证据法，即在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中，以传统文字训诂为一重证据，以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为二重证据，以多民族民俗资料为三重证据，以古代的实物和图像为四重证据。作者在《河西走廊》的后记中说:“本书的写作……之所以选择了大量的图片，不是为了阅读上的轻松，而是要进一步尝试我所期盼的那种‘四重证据’的文史研究路径，希望有助于从直观感觉入手重新进入历史文化情境之中。”

    说起河西走廊，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想起“丝绸之路”。一般认为，丝绸之路开通于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得名于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但长久以来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何以在对丝绸之路的宣传中，我们只知道中原向中亚和欧洲等地输出了丝织品，却不知中原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中原统治者一次次千里迢迢，历尽千辛万苦地派遣使者去远隔千山万漠的西域？张骞在经历10年的艰难困苦之后又是被怎样的动力驱使再次出使西域？作者以翔实的四重证据为我们拉开了中原王朝所构建的“西部神话”的帷幕，让我们透过被汉字的权利书写所遮蔽和遗忘的河西走廊的文化古层，看到了“丝绸之路”之前的辉煌的“玉石之路”，也解开了我多年来的疑虑。作者深情地写道:“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确保和田玉石和内地丝绸的进出口贸易，在多民族混杂的西北边塞集结重兵，护卫往来的商旅和官方师团。在帝王将相和豪门贵族极度欣赏和大肆享用和田美玉制品的现象背后，不知掩盖了多少次边关征战，增添了多少孤魂野鬼，诱发了多少征夫和闺妇之怨，这或许就是玉门关在古代诗文中获得极高表现频率与咏叹之原因吧。”

    但是被“丝绸之路”等华夏源流信息所遮蔽的又何止是“玉石之路”。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自汉以来的注家，都望文生义，强自为说，致使两千年来，以讹传讹，失其真相。”作者引经据典，从容论证，唤起人们对河西走廊诸多事物本源和本质的思考。

    阅读《河西走廊》，古今中外的学术史料，作者信手拈来，令人感佩。这样的“四重证据”，与作者本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超越学科专业的局限的追求是密切相关的。作者充分利用广阔地域中出土的考古实物和大量图像资料，更运用自己的眼光，多次深入田野，对河西走廊做实地考察，“反观语源词根中潜藏的神话信息，透视前人无法洞悉的蛙神信仰传承的整体情况”，从而进入无文字时代的西部社会与神话观念的世界。而这一点，恰恰是关在书斋做学问难得其门而入的。

    但是如果把“玉石之路”等史实的被遮蔽，简单地归结为是汉文化和文字的有意遗忘是不公正的。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史前时期西部社会本身无文字记载的遗憾。作者在对比齐家文化与良渚文化时指出:“我们被文字记载的历史局限得日久，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事物完全缺乏想象力。”作者不仅明确指出史前的玉石之路以新疆和田为中轴，西通土耳其，东连中原地区，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桥梁，而且指出:河西走廊的史前羌人，不仅给中原输送了昆山美玉，而且充当了传播西亚、中亚先进冶金技术的中介，更充当了西亚小麦的输送者，提出了“西麦东输”的概念。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纯粹中原中心文化或大汉族主义文化的颠覆，但我以为作者辨析氐羌族群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特有贡献，其意义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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