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与“专家”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思考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有“大家”和“专家”之分。分析“大家”与“专家”的差异，探讨“大家”和“专家”的成长之路，有助于人才培养的方式与方法，有助于发展和繁荣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
　　学术“大家”的特点有四:其一是智力超常，“大家”的理解力、记忆力、想象力、分析力、创造力等往往高于一般人。其二是勤奋，不勤奋的人成不了大家，“大家”是奋斗出来的。其三是博学，通古今、贯中西的才算得上是“大家”。其四是研究领域一般较广，并不是只局限于某一个专业。无论从事何种领域的研究，都能有所创新。 
　　“大家”可分两类，一类是某一学科的“大家”，也就是某一学科的通才，对整个学科都很熟悉，并在若干个领域或专业有很高的造诣，如史学大家、语言学大家。陈寅恪、顾颉刚、徐中舒、郑天挺、翦伯赞、范文澜、周一良等可说是史学大家。王力、罗常培、吕叔湘等人可说是语言学大家。另一类是“超级大家”，即横跨好几个学科的“大家”。无论研究什么，都能超越，都能在该学科或该领域领先。像王国维，文学、史学、文字学、甲骨学等学科都作出了成就；郭沫若对文学、史学、考古学、甲骨学等都很精通；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涉猎颇广，而且无论研究什么都有独到见解，都称得上是“超级大家”。学术大家不是凭主观愿望能够培养、造就的，是学术界中多数人对某人的科研成就自然形成的一种看法。学术大家不是几年中能培养得了的，而是某些才能和智力较高的人长期奋斗的结果。
　　所谓专家，即在某一个领域或专业有深入、全面的研究，在该领域具有专长、有独到的见解的人，我们称他(她)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例如，在史学学界，我们经常称某人是先秦史专家，某人是隋唐史专家，某人是明清史专家；语言学界也一样，有音韵学专家、古文字学专家、语法学专家、方言学专家等。法学界也一样，有民法专家、刑法专家、国际法专家、婚姻法专家等。各领域的专家都对本领域的有关研究情况十分熟悉，了如指掌，并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在该学科有较大的影响，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同时能够客观、准确地评价有关研究成果，并能指出其缺点和不足。
　　纵观古今学术界，“大家”是少数，“专家”是多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真正的学术“大家”是不多的，大多数是学术“专家”。我国现在的研究员、教授，大多数是某一专业的专家。有多少“大家”或是否拥有“大家”是衡量一个科研机构或大学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把培养一批“大家”作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重要目标之一，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是完全必要的。
　　做学问，必须先当专家，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大家。只有在某一领域勤奋耕耘，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才有可能在该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才有可能精通该门学问，并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打下扎实的学术功底。宋代理学家程颢曾称:“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程颢:《颜子所好问学论》)。“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如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深浅。如千蹊万径皆可适国，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比重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程颢、程颐:《程氏遗书》第十五)。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者的学术特点之一是“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只有在做通一门学问之后，才有可能再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因为做学问有共同的规律和方法，一门学问精通之后，再钻研其他学问，自然容易得多，正所谓“一通百通”。一门学问没有做通，又去做其他学问，其他学问也不可能做通，也就不可能成为“大家”。
　　目前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浮躁情绪严重。有些中青年研究人员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爱赶时髦，爱炒冷饭，急功近利。不少人专业基础不扎实，学术功底不厚，对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及有关研究情况均不熟悉，因而撰写的论著也就不可能有创新。有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在研究某一个问题，不是系统、全面地收集有关资料及了解有关研究成果，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不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语)，而是找来几本相关著作，东拼西凑，写出来的论著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新意。
　　人的能力和水平差异很大，有些人一生只能在某一个专业有专长，有些人可能先后在几个专业有专长。要熟悉、精通某一专业，并成为该专业的专家，至少要坐若干年的冷板凳。中青年科研人员应以学术为本，要抗拒各种各样的诱惑，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严谨务实，一丝不苟。打好基本功，切忌浮躁。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断扩大学术视野，努力打破学科壁垒，进行跨学科研究。所学知识应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作出成就，成为名符其实的“专家”。
　　□全国政协委员何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