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发现是岳石文化时期墓葬

    孙波告诉记者，此次发掘最大的收获就是首次在山东内陆地区发现了岳石文化墓葬。通常该类遗址多见于河南东部、江苏等地区，在山东境内则发掘较少，仅在沿海岛屿发现过一次，但量也不多。而这次在济南彭家庄发现，算得上几年来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次。这座唯一的岳石文化墓葬编号为M1，墓室有一米多深，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40厘米，南北宽约85～94厘米，属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内填土呈浅黄褐色，质地较硬，有台高40厘米的生土二层台。此墓中有一具成年人的骨架，保存较好，仰身直肢，头向东，面向北，下肢平直，上肢骨的左臂内屈放于腹部，性别还不清楚，有待鉴定。墓内没有随葬器物，也没有发现葬具，但留下的灰白色土痕迹疑似棺痕。

    据了解，岳石文化的墓地，原来除了在砣矾岛大口遗址发现了10座墓且受到有些学者的怀疑外，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所以，这次在山东内地首次发现岳石文化墓葬具有非常高的考古研究价值，是一次很重要的考古发现。

    再现岳石文化时期手工业作坊

    彭家庄遗址共发现了5座岳石文化陶窑，其形制基本相同，但是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破坏最严重的，只保留下火膛的底部；保存比较好的虽然不见烟道、窑室、窑箅等，但完整地留有火口、火膛和火道部分。据孙波介绍，这些陶窑保留的火膛部分，是人工掏挖生土而成的半地穴式建筑。其中三座陶窑还发现了工作间，另外两座的工作间可能被打破了，窑室的形状、结构及烟道的位置、数量等无从考究。从出土的陶器及陶片看，以陶豆和陶盆为多，还有罐、甗等。

    在陶窑中，比较特殊的是编号Y6的陶窑，其上口距地表约48厘米，被晚期的一座墓葬和一处编号为H55的岳石文化灰坑打破。记者在有关图片资料上看到，它保存有火口、火膛、火道。上部的窑室和窑箅已被破坏。窑的火膛部分是烧制陶器时烧放燃料的所在，底部平面在口部较高而往内稍低较平，面对火口的壁面向内弧，长径达140厘米，短径也有110厘米，整体类似苹果形，有烧成近青黄色的硬面。剖面形状呈长条椭圆形，壁面呈弧形向上内收呈圜顶，青烧壁厚3～5厘米。火口位于西北，火门烧成红色，整体呈上小下大的梯形；火口的东端有用草拦泥修补过的痕迹，可能坍塌过；火口下底宽92厘米，高46厘米。火膛往内，面对火口的窑壁往火膛内凸出，与“窑柱”的功能相同，可起到支撑窑室的作用。在火膛的上部掏成了两条连接火膛和窑室的通道，作为输送火焰的通道，两条火道的方向都与火口方向一致，相互成平行状，分布在火口的左右两侧。每个火道长65厘米，宽20厘米，深38厘米。火道两侧都有深浅不等的小沟槽，可能为增大火膛往上冲火的面积，火道的壁面皆烧成青灰色。

    孙波解释说，根据窑内出土的器物残片及出土的器物判断，这处遗址为岳石文化时期的陶窑无疑。除此之外，因为这5座岳石文化陶窑的火膛都是掏在生土上，并且在陶窑附近存在着大小不一的灰坑，特别是相邻3处窑的北部就是H55大灰坑，所以从灰坑出土的陶器及残片和青灰色烧土残块来推断，即使在发掘区附近没有发现制陶工具，此区也应是岳石文化时期的手工业作坊遗址。

    孙波总结，彭家庄遗址是鲁西北地区保存较好且较单纯的岳石文化遗址。这次发现的岳石文化墓葬，无疑为岳石文化葬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考古学资料。而发掘出的这个比较大的制陶手工业作坊区，使我们对岳石文化的陶窑结构和制陶手工业作坊的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也为研究山东地区岳石文化的陶窑及其作坊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链接

    岳石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考古的重要发现，按照国际惯例，以首次发现的遗址所在地的小地名———山东平度东岳石(村)命名。岳石文化是山东省境内继“龙山文化”(1930年在章丘龙山发现)、“大汶口文化”(1959年在宁阳大汶口发现)两种最重要的考古“文化”之后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

    此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虽然已对“海岱地区”(包括山东省及苏北的徐淮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即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期间的社会面貌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但对大汶口文化之前和龙山文化以后的情况所知仍然不多。上世纪70年代，“北辛文化”(滕县北辛村)的发现和研究，为探索大汶口文化之前的历史打开了通道，岳石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则对了解和认识山东龙山文化以后的海岱地区尤其是胶东半岛地区的文化面貌开辟了新的途径。由于岳石文化的历史年代(经C—14测定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与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夏代基本一致，其时的海岱地区在古代典籍中只被笼统地称为“东夷”而少具体史料，所以岳石文化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的空隙”，而且“翻开了夏代东方考古文化研究和夷夏关系研究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