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用“轮扁斫轮”、“庖丁解牛”、“丈人游水”等寓言指出，语言不可能让人体悟到他人通过长期身体力行而获得的直接经验。同样，“道行之而成”（《齐物论》），而语言所传达给人的仅是形色名声方面的感受，《庄子》于是感慨：“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天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

　　虽然“道”不可言说、传授，但《庄子》并没有否认“言”在“体道”过程中的作用，而是强调不可拘泥于“言”。《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郭象云：“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

　　如何“入乎无言、无意之域”呢？《庄子》主张“忘言”。而“忘”，是《庄子》论述的最重要的“体道”方法，如《逍遥游》“丧天下”、“无己”，《齐物论》“吾丧我”等等。《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堕肢体”、“离形”指的是摆脱身体所造成的在生理以及心理感知上的束缚。“黜聪明”、“去知”则是中止以语言为中介的概念化的思维活动，达到“无思无虑”（《知北游》）的心境。《人间世》描述的“心斋”可与“坐忘”交相印证。

　　总之，《庄子》认为，“言”有表意功能，由“言”“得意”是“体道”的第一步；但语言又有局限性，进一步“体道”须“忘言”、“去知”。“道”是《庄子》全书之旨归，也是其语言观的旨归。“道”“无形”、“不可见”、“不可闻”的特点决定了“道”是不可言说的，进而导致了《庄子》语言观“言不尽意”的倾向。一方面，庄子及其后学宣扬“道”不可言说，说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了；另一方面，庄子及其后学又著书立说，《庄子》无疑是一本传“道”之书。在主张“言不尽意”的同时又不完全否认言的表意功能，这样，庄子及其后学就为他们的著书之举留下了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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