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巧言令色，名实相悖。也有一些官员，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文告上冠冕堂皇，天花乱坠；言谈中关心民瘼，多方许诺，实际的作为却判若天壤。其实，我们的先哲早就说过，“轻诺必寡信。”（《老子》，第63章）给人们随便作出种种承诺，到时候无法兑现，就必然失信于人。所以，陆陇其在《莅政摘要》中强调：“言必求其可践，事必求其可行。”“毫不失信，则令不亵而法自行。”（卷下）可实际情况是，有的人言行之间，完全是南辕而北辙，不但做不到“言必信，行必果”，更常常用漂亮的言辞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叶燮在《已畦琐语》中记录了当时官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每见当事悬示云：清白自矢，神明共鉴。且曰：苟有贪污，岂无报应。甚矣，言之可畏也。而取利之方，已不遗余力，无剩智矣。呜呼，纸上之言，吾谁欺，欺天乎？”（卷6）用尽所有的智慧，不遗余力地攫取不义之财，但照样可以信誓旦旦，对天发誓，此类清代官场司空见惯的“贪官倡廉”的滑稽剧，上天可欺，民心难容，老百姓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四是目无定见，耳有偏听。林则徐曾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作为座右铭。器识窄小，心存偏私，追名逐利，物欲缠身的人，就必定观察事物时没有主见，听取意见时偏听偏信，不可能刚正不阿，言而有信。田文镜在《州县事宜》中这样说：“倘利欲有以薰心，苞苴不无染指，目无定见，耳有偏听。器量不公，或喜怒而任性；面皮不冷，或瞻顾而狥情。则是在己一身，全无栓束，众人匿笑，奚有遵循。”（《关防》条）你处事既然没有定准，别人当然也就无所“遵循”。正因为这样，人们才要求“为有司者，审理词讼，事无大小，必虚公详慎，勿任一时之性，勿执一己之见。”（同上，《听断》条）这样才能昭信于世，同时也得到世人的信任。

　　在我国传统伦理中，“信”总是与“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诚以立万事之本，有诚则必有信。“平日诚以治民，而民信之，则凡有事于民，莫不应矣。”（《从政遗规》卷下）诚信的要义是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一诚有余，百伪不足。”一味弄虚作假，不但偾事害政，对个人也往往弄巧成拙，贻患无穷。《从政遗规》强调：“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塗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始。”（卷上）这里虽然揭露了“奸伪”、“变诈”的种种弊害，但其落脚点还是离不开作伪有违于“事君不欺之道”，这种“忠君”观念，对于封建士人来说，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袁守定的《图民录》则超出这个思想藩篱，着眼于老百姓的“不可欺”，其中说：“若有一毫粉饰，则老百姓断不可欺。”“官之心术，百姓无不知之，洞然无所蔽隔。居是职者，呜可不诚。”（卷一）应该说，这个认识，较之《从政遗规》来，又显胜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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