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会棋，但棋艺不算高明。苏轼晚年贬官儋州期间曾说：“予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苏)过，乃粗能者。儋守张中日从之戏。予亦隅坐竟日，不以为厌也。”(《观棋》)

　　三苏皆精书法，《中国书法大辞典》都收有三苏的书法作品。颜真卿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苏洵有《颜书》，前半歌颂颜真卿起兵反对安史之乱：“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充满了对义士颜真卿、颜杲卿的仰慕之情。后半歌颂颜之书法：“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穏，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末谓见了颜书，自己都不敢写字了：“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骏极有深穏”，“骨严体端重”表明，他颇善于把握颜书的特点。

　　苏轼从小爱好书法，少年时代曾在眉山城西八十里的栖云寺读书，在石崖上作“连鳌山”三字，大如屋宇，雄劲飞动。在宋代四大书法名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一说蔡襄，一说蔡京)”中，他名列前茅，是与他“幼而好书，老而不倦”(《东坡先生墓志铭》)分不开的。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这种信笔书写，无需推求的“无法”境界，是通过长期的依“法”练习获得的，是以“堆墙败笔如山丘”的艰苦劳动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书唐氏六家书法后》中才批评那些没有学会正楷就在那里胡乱作草书的人：“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楷书)行(行书)，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立正)，行如行，草如走(跑)。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无法”必须以有法为前提，“意造”必须以苦练为基础。苏辙的《石苍舒醉墨堂》诗也说：“石君得书法，弄笔岁月久。经营妙在心，舒卷功随手。”这也同样说明了只有“弄笔久”，才能“得书法”，只有苦心“经营”，才能“舒卷功随手”。

　　三苏均好画。阎立本是唐代著名画家，净因大觉琏师以阎立本所画水官（水神）赠苏洵，苏洵撰《净因大觉禅师以阎立本画水官见遗，报之以诗》来表示感谢。诗的大部份内容是描述这幅画的：或写水官：“水官骑苍龙”，“龙行欲上天”，“浩若乘风船”，“不知几何长，足尾犹在渊”；或写从臣，说他们“矍铄相顾失，风举衣袂翻”；或写侍女，说她们“手执雉尾扇，容如未开莲。”这些描写都很形象，见诗如见画。诗的结尾更别开生面，苏洵没有向大觉琏师直接表示感谢，而是说阎画“见者谁不爱，予者诚已难”。但是，“在我犹在子，此理宁非禅?报之以好词，何必画在前!”这样结尾就不落俗套，比直接以谢语结尾有味得多。苏轼《次韵水官诗》叙云：“凈因大觉琏师以阎立本画水官遗编礼公。公既报之以诗，谓某‘汝亦作’。某顿首再拜次韵，仍录二诗为一巻以献之。”此称其父为“编礼公”，嘉祐六年(1061)七月朝廷才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礼书。故此诗必作于苏洵晚年。苏洵还曾向文同（字与可）索画，有《与可许惠舒景，以诗督之》诗。苏轼《四菩萨阁记》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尝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为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为了使父亲“一解其颜”，苏轼曾“以钱十万”，购得吴道子画献与苏洵。在苏洵所珍藏的百余幅名画中，此为压卷之作。

　　苏轼二十一岁曾在成都净慈寺为镇守成都的张方平画像，后来与文同成为文人画即湖州画派的开创者。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总结文同绘画经验时提出了著名的胸有成竹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所谓“熟视”，就是仔细观察所要画的竹子，所要表现的客观对象；同时就在进行艺术构思，使所欲画的竹子，所要表现的对象完整地呈现于胸中。他在《书蒲永升画后》中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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