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老何因为搞展览不去单位上班，经常被扣工资。最少的两个月，他每月只领到30多元钱。 
　　这一切都没有让自称“没有家的观念”的老何关闭展览馆。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山，在1998年第一次到展览馆，他拍了拍老何的肩头说，“不容易啊，老弟。”老何也常跟人感叹“日子越来越难”，但每天还是会把陈列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有人求助时，他也会尽力支援。 
　　2002年，河北省高碑店市一名拆迁户因为拆迁补偿不到位，找到何朝海，希望这个“代表雷锋，可以主持正义”的人前去协调。何朝海便亲自出面，事情最终协调得很圆满。 
　　江苏一户人家也曾找到他，何朝海便给当地政府发了一封公函，上面写着，“亲爱的人民政府：希望你们能弘扬一次雷锋精神，把这些农民兄弟和下岗工人当做自己的亲人，那么拆迁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结果，他郑重地盖上“中国雷锋资料展览馆”公章的这封公函，基本没管用。 
　　而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不由得感叹，“没钱、没权、没物质力量，根本不行。” 
　　2004年的一天早上，老何起床后发现，展览馆大门口被堵上了五六米长的水泥楼板。他将情况反映到有关部门，一位领导却说，大家都向钱看，学什么雷锋啊？ 
　　大门一直被堵到2006年。这一年3月5日，北京海迪小学的2000多名学生来参观，这也是展览馆历史上接待人数最多的一天。看着孩子们一个个从楼板上往下跳，何朝海的心一直揪着，怕出意外。 
　　在门被堵时，何朝海则反问自己，“人往高处走，为什么我要往低处走呢？”在被请回北京后，何朝海先是在教育部中学司担任办公室秘书。后来，他决定还是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当专职校外学雷锋辅导员。 
　　“我33岁已经是正处级秘书，如果一直留在教育部里，现在最起码也是个司局级干部。”他苦笑着说，他也曾后悔过。 
　　但在副馆长卢素敏的记忆里，“社会在变，馆长始终没变”。每次开会时，何馆长总会强调，“一定要坚持下来”。 
　　去年冬天，老何生病了，没钱治。他和儿子何弘扬找到区教委，讨要1996年以来停发的工资。教委的一个领导劈头问道，“学雷锋的要什么工资？”然后告诉老何，“谁让你学雷锋，你找谁去！” 
　　“党让我去的，我都有批件。”他还未来得及拿出当年各级政府或部门的批件，领导已经指示，“那谁批的，你找谁要去。” 
　　这种经历近乎羞辱，但想到也有人说自己“是对党忠诚”，通过建展览馆，在北京给雷锋上了户口，他就觉得欣慰，并决定咬牙坚持。 
　　只是他发现，这种坚持真的越来越难了。前几年，他主持召开全国学雷锋经验交流会，其间要观看1964年拍摄的影片《雷锋》。结果这个地级市和附近的中小城市，根本找不到拷贝。该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好不容易在省城才找到拷贝，但对方只卖不借，主任只好花3000多元钱买下。何朝海兴冲冲地通知与会代表看电影，结果200多个代表，去看的寥寥无几。 
　　这件事让何朝海伤心和失望了好一阵子。 
　　“老人一生中，什么都不爱，就只爱雷锋。”卢素敏说。她曾听到有人嘲笑她和老何，“傻得家里都不像家的样子了，还学雷锋”。 
　　而在老何的心中，沙县尽管没有他的家，他还是更愿意说自己是沙县人，因为那里才是他这一生的真正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