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泗原先生见过很多面，衣着朴素，看上去很干瘦，愁容满面，虽是长者，却不多见言笑。享誉学界，后来也有人以国学大师头衔相赠，与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相比，这位王泗原还算不上大名鼎鼎。他是祖父的老部下，也是祖父最信任的人，有人甚至把他戏称为叶圣陶的左膀右臂，年龄要比我伯父还大，应该是比吕叔湘先生略小，如果活着，差不多也有100岁了。

　　王泗原送父亲的书，居然称“至诚兄”，这让人觉得很搞笑，父亲也觉得太过客气，毕竟他要比父亲年长许多岁，而且学问太高太深，而且他是那样的严肃，因为严肃和不苟言笑，要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很多。说老实话，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王泗原出生于哪一年，上网去搜索，没想到宣传条目不少，溢美文章也有好多篇，出生年月还真一时找不到。

　　上世纪80年代，祖父病重住院，院方规定每周只有3个下午可以探视，王泗原关心祖父的病情，又不愿违背医院规定，便改成每天去家里咨询，向轮流陪同祖父的家属打听情况。照例是问昨晚睡得如何，体温可好，胃口是否开了，然后说一声这很好，也不喝一口茶，就心满意足地走了。大家都觉得这老头十分古怪，天天都如此，其实打一个电话就行，可是谁也不敢这么提醒，有些话一说就俗了。说给祖父听，祖父也很感慨，只能用“真是个古人”来评价。

　　我考上大学，祖父很认真地说，我们老开明的人，是看不上什么大学生的。这话伯父说过，父亲也说过，让我觉得很奇怪，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明白什么意思。祖父不是大学生，伯父和父亲也不是，狭隘地想，因为他们不是，所以难免有吃不着葡萄的心理。后来明白不是这样，对于老一代人来说，不上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譬如祖父就是因为要养家糊口，没钱上大学，伯父因为高考时患猩红热耽误，父亲上了大专没几天就去革命。按照我的傻想法，大学之门进总比不进好，有无学问，与上大学并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世上有文凭的人多，大学生研究生如过江之鲫，真有学问的人太少，以学历和文凭取人，看走眼是经常。

　　其实执著于文科的人，完全可以在家自学。王泗原倒是考上过大学，因为家贫，很快退学，他的学问功力，一方面得自家传，一方面全靠自习。说到学问好，祖父经常称赞与自己相熟悉的两位，一个是吕叔湘，一位就是王泗原。坦白地说，我最后没有走上做学问的道路，既与喜欢写小说有关，也与那些有学问的人太有学问有关，活生生地是被吓住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去做学问，这两位实在是太认真太厉害，认真得让人没办法效仿，厉害得可望而不可即。学问是人做的，然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

　　王泗原出身名门，世代书香，祖父王邦玺是进士，写一手很好的字，与湘人名流王先谦同科，曾任国子监司业及光绪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也绕不明白这“司业”和“行走”究竟是多大的一个官，反正是在皇帝身边，侍候着天下第一号人物，有很多可以说的掌故。王泗原偶尔也会透露一些，譬如关于老佛爷慈禧，与外面传的就不太一样，听上去更像一位邻居老太太，我父亲生前常说，王泗原要是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事都写出来，会非常有意思，可惜他并太不喜欢与人家卖弄这些破烂。家道中落是乱世的必然，王泗原的祖父得罪了李鸿章，然后就是被贬，告老还乡。老人家讲经学，在王泗原出生时已过世，因此对王的影响并不太大，影响大的是父亲王仁照，他当过师范学堂的监督，这职务在晚清相当于校长，讲究文字声韵训诂，教子甚严，教导儿子的首要认识，就是“做学问是一种责任”。

　　王泗原做过小学和中学老师，做过很长时间编辑，这两项工作都很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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