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研究苏轼的专著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研究苏洵、苏辙的相对较少，曾先生的特点是对三苏父子都作过全面研究，这与您是四川人有关吧？

　　曾枣庄：没有太大关系，倒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有直接关系。因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批林批孔时，苏轼被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是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更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峣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是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苏轼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投进监狱，贬官黄州；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他又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不安于朝，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上，“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精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他一生几起几落，但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苏轼《登州谢宣诏赴阙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不平则鸣，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发现苏轼同王安石的政见分歧实际上从苏洵时就开始了。过去有人说苏洵的《辨奸论》是伪作，我从苏洵的其他文章以及苏洵同时代人，特别是苏洵的友人如韩琦、张方平、鲜于侁等人的言论中，发现了大量与《辨奸论》相似的观点，证明《辨奸论》对王安石的不指名批评并非“一反众议”，而是当时的“众议”之一，只是用语更加尖锐而已。于是，我在研究苏轼大体告一段落后，为进一步研究苏轼的家学渊源，我又开始研究苏洵和苏辙。

　　读书报：苏轼被称为通才、全才，苏洵、苏辙似乎没有苏轼全面，三苏的历史贡献有何区别？

　　曾枣庄：在一定意义上讲，三苏都是通才、全才，只是苏轼的成就更大，影响更深而已。苏洵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因此，他虽著有《权书》、《衡论》等政治、军事著作，被誉为“王佐才”，但根本未能成为“王佐”，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只能算政论家。苏轼兄弟是少年得志，一生坎坷。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同科进士及第，已名动京师。苏轼官至礼部尚书，苏辙更官至门下侍郎（副相）。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地方政绩显著。苏辙仅元祐末由门下侍郎出知汝州(今河南临汝)，但为时甚短。其前只作过半年的绩溪(今属安徽)县令，又在生病。因此，他的地方政绩几无可言。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他由小小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地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倖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政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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