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朱东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

　　曾国藩治学虽然受唐鉴影响很大，但并不像唐鉴那样独宗程朱，而是学习周敦颐、张载、欧阳修，韩愈乃至司马迁，并尊奉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将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

汉学导致太平天国爆发？

　　到了晚年，曾国藩连理学究竟有多大实际作用也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他与赵烈文谈到春秋以来人心不正，淫乱成风，“纳人心使日就范围亦宋儒之功”时，反诘说：“古人再醮为常事，今并有未嫁守节者，然桑濮之风亦不绝，论其优劣何如?”赵说：“互有长短。”曾笑着说：“允哉，断狱也。”意思是，赵的评判是公允的。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宋代以来理学在所谓“正人心”方面并没有人们所吹嘘的那种神奇作用。

　　有时，曾国藩甚至对理学和理学家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厌恶情绪。同治六年冬，曾国藩连遭言官弹劾，不得不辞去钦差大臣职务，离开剿捻战场。他对当时的理学和理学家进行了猛烈抨击，曾国藩在给好友郭嵩焘的复信中表示出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谈性理者”，倒像是一位“性理之说”的受害者或一贯反对者。如果不是同治八年《劝学篇示直隶土子》那篇鼓吹“为学之术”“莫急于义理之学”的杰作，很可能被人误认为他早已同理学分道扬镳了。

　　程朱学派不仅视词章之学为雕虫小技，对汉学的攻击也不遗余力，有人甚至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归之于汉学。曾国藩认为这都是门户之见，应该加以摒弃。他主张对儒学各派兼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者不可缺一。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和志向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吾“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曾国藩的治学主张。

　　对于经济之学，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当时一般学者多视经济之学为做官术，不把他当成一门学问。所以，姚鼐、唐鉴都认为学问只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曾国藩则把经济之学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土子》一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今世掌故皆是也。”

老庄思想解除清廷疑忌

　　事实上，曾国藩对“经济之学”也确实下过一番苦工夫。他大约从道光二十九年担任礼部侍郎前后起，一生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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