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西安市东关景龙池度过的。景龙池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巷子，巷子中部，在连接景龙池和窦府巷的丁字路口处，有一块空地，一个土坯砌成的戏台矗立在空地的东端。就是在这个简陋的戏台上，我知道了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知道了王宝钏苦熬过十八个春秋的寒窑。
      在没有大唐芙蓉园、没有大雁塔北广场、没有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半个多世纪前，寒窑可是西安城里名头很响的名胜。不过，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从东关到位于南郊曲江池的寒窑“踏青”，是件太不容易的事儿。我也仅仅去过一次，是被家里的大人领着坐马车去的。破败的窑洞和粗糙的塑像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所关心的，倒是寒窑四周的麦田里，是否如传说中所言，荠菜已被在此含辛茹苦十八年的王宝钏挖得所剩无几……
      等到我成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寒窑已经不再被人提起，在“红色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又有谁还知道王宝钏、薛平贵其人其事，又有谁还会去寒窑发思古之幽情呢？
寒窑的“重见天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儿，而我，认真思考王宝钏的故事千古流传的依据，仔细琢磨寒窑长久存在的意义，也是在最近一些年。
      在我看来，寒窑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旧时代女性的道德课堂，而王宝钏其人，则是旧时代女性的道德楷模。
     王宝钏故事的核心是“寒窑十八年”，论者称其为“守节”、赞之曰“烈女”，缘此，我想起了鲁迅的名篇《我之节烈观》。先生在其中言道：节烈难么？答道，很难。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回顾中国旧时代漫长的历史，怕是无法否定鲁迅的上述认知。这就是说，王三姐王宝钏其人的“节烈”，固然有忠于对薛平贵的爱情这样的支持力，怕是同时也有对“从一而终”、“好女不事二夫”之类的旧道德标准的臣服吧！寒窑中有一副对联，联曰：“十八年古井无波，为从来烈妇贞媛，别开生面；千余载寒窑向日，看此处曲江流水，足见冰心。”
      道德是一种文化，而文化，从来就有着新旧传承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无论是作为旧时代女性道德课堂的寒窑，还是作为旧时代道德楷模的王宝钏，都有着继续存在的必要。我想强调的是，称王宝钏为“爱情的忠实守望者”并无差错，她因此在新时代依旧被人推崇也是理所当然。只是她的爱情伙伴表现不好，这使得他们的故事无法像“罗密欧和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感天动地。也许正是由于此吧，前几天我又去寒窑“朝圣”（心目中，我一直视王宝钏为“圣女”），思古观今，心中未免陡生慨叹：愿天下多一些王宝钏一般的女人，愿天下少一些薛平贵那样的男人……
      作者：商子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