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讽刺诗的印象，始于中学课本上元代诗人王磐的散曲《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什么真与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此后读过马凡陀的《发票贴在印花上》、《万税》，毕革飞的《“运输队长”蒋介石》等广为流传的讽刺诗，那幽默诙谐的语调，夸张变形的手法，对黑暗势力给予了无情嘲讽和抨击，让人产生心旷神怡、痛快淋漓的审美感觉。
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一样，都规定并承传了诗歌的讽刺功能。《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白居易的《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讽喻诗，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诗歌古老的王国，讽刺诗相当于谏官，常被冷落、排斥甚至治罪。所以古代讽刺诗未能形成大的气候，而且总体上呈现了一种“温柔敦厚”的中庸面貌。
      在现代民主和法制的社会，讽刺诗的境遇应该好一些。
      人间需要讽刺诗。尤其在文学走向繁荣的当今中国，在光明与阴暗、美好与丑恶搏击的当今社会，需要讽刺诗以带笑的方式刺向阴暗和丑恶。诗云：
      诗中漫画与小品，冷嘲热讽皆是情。
      人间需要讽刺诗，针砭时弊匡世风。
      讽刺诗不同于揭露阴暗面的诗。两者在内容上相同，都是抨击丑恶、针砭时弊；区别主要在艺术手法上。讽刺诗的特点，是用嘲讽、调侃的语调，采取对比、戏谑、夸张甚至荒诞的手法，把丑恶的东西无情揭示出来，产生喜剧或恶作剧的效果。曲笔讽刺比正面揭露更有力量，更能给人审美上的快感与震撼。讽刺诗犹如美术中的漫画，夸张和变形的手法，给人视觉和心理上不一般的冲击。讽刺诗又如曲艺中的小品，对假丑恶的辛辣嘲讽、幽默调侃，让受众在惊诧、哄笑中受到教益和启迪。
      改革开放以来讽刺诗园地日益复苏，花色品种渐多。刘征寓言体的《春风燕语》，陈显荣歌谣体的《辣椒歌》，池北偶自由体的《终于上台》，还有黄永玉嘲讽“文革”时期丑恶现象和畸型心态的讽刺诗，都称得上佳作。山西诗人王振佳在讽刺诗领域多有斩获，比如《卖嘴》：“南郭门徒有一批／如今改行不吹竽／大小交椅混一把／厚着脸皮卖嘴皮。”此诗发表于《诗刊》，并收入了《中国百家讽刺诗选》。我写的讽刺诗寥寥无几。1988年发表的《评无名氏漫画〈抬轿图〉》还有点意思：“那晃了数千年的轿椅／仍有若干屁股光顾／……并非蒙了红盖头的新娘／而是穿中山服的‘县令’／或戴鸭舌帽的‘知府’”；“不过，还须提醒一句／岂能只怨轿夫”！末节点出了题旨，直指官场“抬轿子”现象背后体制上的弊端。
      环顾当今诗坛，讴歌时代、寄情山水、抒写人生和生命体验的诗歌占据主流，这应属于正常；但是揭示阴暗、针砭时弊的讽刺诗数量极少质量平庸，就属不够正常了。相比于漫画和小品，讽刺诗显然处于下风，倒是坊间流传的民谣为其添了声色。前几年有一首嘲讽公款吃喝风的民谣上了《诗刊》，民间流传和公开发表的版本大同小异：
     “开会吃饭实在累／一礼拜就有六回醉／晚上回家呼呼睡／老婆埋怨背靠背……”
      文学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应该坚持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化，让讽刺诗占有一席之地。其实讽刺诗和讽刺文学繁荣与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享有创作自由和民主的状况，甚至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明进步的程度。
      作者：梁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