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又该纪念“五四”了。关于那个时代，那个青葱岁月，在我看来，另外一种“共识”正在形成：这种共识是民间层面的，是知识分子层面的。比如，“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是既相关但更需区分开来的两件事；比如，从文化运动匆忙走向了政治运动，预示着后来历史进程出现波折的某种必然；再比如，除了“五四”的“热闹”，人们发现那个时代还有另外一些吸引我们的东西，公民社会的雏形似乎已经出现……在“五四”这天不妨反思，相比90年前的前辈们，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状态怎样？前段时间，评论人邱震海先生在一篇关于中国社会思想现状的评论中提出一个尖锐问题：“中国的知识界，你们在干什么？”他痛感理性精神缺失、清醒声音难觅，发出了当代中国需要思想家的呼喊。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李泽厚先生对于90年代中国知识界作出了如上判断。这个判断及其背后的社会现实是：从90年代到今天，中国知识界多见二奶专家、摇尾学者，这个封闭圈子被蜜糖封住了嘴巴，在划定的圈里被指挥得团团转却乐此不疲。而另一方面，偏离常识，一味玄思，拥有高智商却非要剑走偏锋以至脑残的状况也不罕见。这样看来，邱震海先生一声棒喝，虽未必能够惊醒梦中人，但仍很有必要。

　　在我看来，邱先生的这个问题实际涉及到了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在今天，作为群体的中国知识阶层，如何让自己的发言进入中国现场？当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气神，经过90多年的波折，就整个阶层而言，可以说已经消耗殆尽，而另一方面，当年知识阶层欠缺的自我启蒙、自我批判精神，在今天依然缺失。这些都意味着今天的知识阶层，实际上肩负着并不比前辈轻松的历史使命。

　　不过，我并不认为中国民众需要所谓知识分子阶层的“启蒙浇灌”，这种精英主义的想法实际上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兴起，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而这正是中国知识界在今天发言的基础，也为中国知识界进入中国现场提供了真正可能。实现公民权利，确立基础伦理，进而建设“社会”，则是知识分子阶层越来越明晰的任务。这就要求知识阶层立足民间，立足民众实际生活。如此，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思想，才能够让自己不发出荒谬声音，才能让自己的声音传播得足够久远。

　　傅国涌先生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做《抉择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实际上，无论是“五四”，还是1949，中国的知识阶层进行了抉择，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今天”是他们抉择的结果。邱震海先生的追问提醒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阶层，实际上还要进行抉择，并且，这种抉择可能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
      作者：谢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