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弟弟朱云岫一样，晚4个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能逃脱沦为“马路大”的命运。

　　金成民说，“特别移送”只是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第一步。踏进地狱之门，“马路大”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所谓“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和关东宪兵队等多方秘密策划协同执行的一项非人制度，一方面解决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所需材料的来源问题，另外也便于各地军、警、特、宪机构对被捕的抗日人员和反法西斯志士进行秘密处理。

　　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对“特别移送”程序做出明确规定。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又下发第120号文件，将“特别移送”对象分为“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两大类。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根据他对众多731部队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震惊世界的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他在该书中称，综合许多人的证言，“马路大”大致有3类：中部战线、北部战线俘虏的八路军官兵、国民党官兵，以及在各个城市、农村从事抗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在哈尔滨市内以及周边地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士兵、情报人员及其家属；另有一些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几乎都是受骗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马路大”。

　　根据森村诚一的统计，“马路大”中中国人占七成，苏联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等共占三成；年龄绝大多数在20岁至40岁之间，最大的40多岁；绝大多数为男性，只有少量女性。这些女性“马路大”，往往被用作性病的实验材料。

“魔窟”生活

　　无论性格刚烈的前伪满警长朱云彤，还是腼腆的煤矿机电工朱云岫，一旦关进731部队特设监狱便从此无名无姓，他们只拥有一个三位数的编号。

　　因此，研究者几乎无法在众多“马路大”中找出这对亲生兄弟，甚至连他们何时死于何种人体实验都无法确认。后人只能根据那些加害者只言片语的证词，勉强还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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