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侯文咏说，年轻人之所以不容易看得懂《金瓶梅》，倒不是情色的问题，而是对人性的理解。其实，随着阅历的增长，才有能力把阅读的注意力从性爱、背德这些情节中解脱出来，发现其间隐晦却又绵密的连结，才会有了更多的发现和震撼。所以，他在其新著《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简单、根本，但却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当价值不再，一切只剩下欲望时，生命会变成什么？
      5月16日，侯文咏做客广州，举办了读者新书分享会。记者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一切只剩下欲望时，生命会变成什么？
      记者：作为一个医学博士，印象中你写了好几部有关医学医院的小说，比如，《白色巨塔》、《大医院小医师》等，而从写医学医院跳到对《金瓶梅》的私阅读，给人一种感觉，这跳跃的跨度非常大。你个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侯文咏：是有点跳跃跨度大的感觉。事实上，我在高中时代早就读过《金瓶梅》这本书了。以当时十六七岁血气方刚的年纪，我读得迷迷糊糊的。可以想见，那时我对《金瓶梅》的阅读除了性爱与背德这些耸动情节外，大部分的其他细节几乎是在囫囵吞枣的情况下消化完的，以至于在那以后的二三十年间，我对于《金瓶梅》的印象一直是带着情色意味的浮光掠影。
      而这个年少时留下的肤浅与刻板印象，一直等到四十多岁重新再细读《金瓶梅》，多出了一些阅历与新的平和之后，才有能力把阅读的注意力从性爱、背德这些情节中解脱出来，发现其间隐晦却又绵密的连结，于是才有了更多的发现和震撼。
      我觉得，年轻人之所以不容易看得懂《金瓶梅》，倒不是情色的问题，而是对人性的理解。而我本人在阅历增长、心境平和后，才读懂这本书的浩淼，也萌发念头，用书中人物的个人经历串连精彩情节；用近乎八卦但却未离开故事本身的方式，对人物心态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并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细微的外在表现联系起来。我希望，在这种纵向的阅读中，能更深刻地理解和玩味故事背后的意义。
      记者：那请说说你四十岁后重新对《金瓶梅》产生的震撼体现在哪里？既然说到意义，我想请问你认为阅读《金瓶梅》又有什么当代意义性？
      侯文咏：《金瓶梅》里从西门庆到他的朋友、亲戚、妻妾、佣人等，每一个人活着都没有什么形而上的理想，也没有人在乎什么生命的意义，大家追求的无非只是吃吃喝喝、性爱玩乐、发财赚钱、争宠斗妍这些世俗欲望。小说提出了一个很简单、根本，但却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当价值不再，一切只剩下欲望时，生命会变成什么？
      在四百年后重看《金瓶梅》，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视野远远超出作品的背景时代。比如说，《金瓶梅》所讥讽的那个时代——那些虚伪的理想与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活灵活现。我就曾听见新一代的孩子挑衅地说着：“我们活着不需要理想，也不需要意义。”我想这不是个别孩子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的问题。从这点上说，“虚伪的理想与价值”这些话题，也一样还是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必须思考乃至反思的问题，这便是阅读《金瓶梅》的当代意义性。
      像克里斯蒂笔下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凶手一样
      记者：《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也写到了一些有关医学上的东西，比如你对李瓶儿的“恶露”病情的解读，还有你说“潘金莲有偷情强迫症和被害妄想症”等等。你创作和看书，似乎都有那么一种医生的特定视角？
      侯文咏：其实，从《金瓶梅》对李瓶儿病情的描写，看得出来作者一定是精通医理的，否则平常人实在很难把这些病情记载得这么体贴入微。所以，我花了些时间与笔墨来探寻李瓶儿的病因，并从当代医学的观点来解读其病情，并探究其发展恶化的演变过程。从这些病因里解读到了小说的另一种欲望下的苍凉：就像克里斯蒂笔下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凶手一样，先是西门庆的爱欲与贪欲，刺下第一刀；接着是潘金莲的猜忌、攻奸以及无所不在的疲劳攻势，接二连三地刺下了第二刀、第三刀、第四刀……最后，是官哥的死亡，刺下了最后一刀。结果是那些最爱她、最恨她，以及她最爱、她最恨的人，不管知不知情、故意或无意，使他们各自的爱恨情仇，一起谋杀了李瓶儿。
      至于潘金莲，无论从毒杀武大郎之后对新形势迅速作出准确判断，还是隐瞒西门庆翻墙偷会李瓶儿为己谋利，软硬兼施逼死宋慧莲，处心积虑布阵害死官哥儿等细枝末节分析，都可以看出她如何从轻微的发病，到精神状态脱离“正常”的范围，一步一步走向“疯狂”边缘。我觉得这样的医学分析，或许读起来也有些趣味吧。
      人的历史是同样心理结构的不断重复
      记者：之前你说到近乎八卦的方式阅读，我也想问两个有些八卦的问题，一是你书中从众妻妾出游的盛装打扮谈到女性时装的观点，让人觉得蛮新奇的。二是西门庆故里之争，你是怎么看的？还有对现在其他沸沸扬扬的名人故里之争，你又是怎么看的？
      侯文咏：读书是一种发现妙趣的过程。我从出游的盛装打扮，不仅发现明朝贵妇人的时尚趋势，是偏向颜色鲜艳、彩度夸张、并且色系有强烈对比，而且发现连样式也受到强烈的阶级限制。但女性们从来都有一种“刻意的逾越”与“尺度的突破”之心。而向“禁忌”与“尺度”挑战，向来也就是时尚内在的原始逻辑。这样的逻辑到了当代，当身份、阶级不再是穿着的限制时，“裸露”程度又成了时尚挑衅的新对象。可见没有禁忌与限制，就没有时尚和流行。在这点上，四百年来的女人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别的。说到底，人的历史是同样心理结构的不断重复，当你看穿这一点，什么时代都可以是当代。
      而西门庆故里之争，只不过是一种争取象征性的话语权，这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包括其他的故里之争，其实也不过都是为了话语权下的经济利益。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作品本身的当代性。
      记者：《金瓶梅》是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而展开述说的，请形容一下《水浒传》与《金瓶梅》在你心目中的关系？
      侯文咏：我在《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一书中就说道：《金瓶梅》固然肇始于《水浒传》——不同于《水浒传》中兄弟情谊的阳刚侠义、生死相许，《金瓶梅》着墨更多的反而是姐妹情谊的阴柔绵密、貌合神离。两相交叉互读，实在是再有趣不过了的对映。当然，如果要进一步赋予年纪和性别的想象的话，我认为《水浒传》是父亲，《金瓶梅》是母亲，父亲和母亲因为“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关系（性的关系）结合在一起，而《红楼梦》就应该是他们的女儿——而且还是一个长得还像妈妈的大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