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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杀死托孤之臣李严的动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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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5-26 11:12: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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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李严是步步高升。但和诸葛亮相比，却是处处不如。首先，诸葛亮在朝，李严在外。诸葛亮近在君侧，总揽朝政，无论大事小事都由他说了算(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李严可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实际上，由于李严留镇永安(今奉节)，后来又移驻江州(今重庆)，可以说是一直远离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这对李严来说是不利的。由于远离成都，他无法参与朝政，难以辅佐少主，也疏远了官场关系，失去了表现机会。南征北战都没他的事，举贤荐能也没他的份；上上下下既疏于来往，扬名立万也不大可能。用现在的话说，李严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他后来在官场斗争中败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潜在原因。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谜，那就是李严为什么不入朝？是他自己不愿意呢，还是诸葛亮不让？托孤之后，诸葛亮回成都主持朝政，李严留永安镇守边关，从“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句话看，这应该是刘备的安排。那么，刘备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临时的安排，还是长期的安排？如果是临时的，后来为什么不改变？如果是长期的，刘备的想法又是什么？可惜，关于这一切，我们都已经无法得知了。
可以肯定的是，同为顾命的李严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诸葛亮。比方说，诸葛亮拥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和官僚系统(开府治事)，李严就没有；诸葛亮兼任地方官员(领益州牧)，李严也不能。再加上一个在朝，一个在外，李严很明显地被比下去了。这当然会引起不平。于是李严就想，你这个正的顾命大臣可以兼任州牧，我这个副的就不能当个刺史？但是，当时的蜀汉只有一个州，就是益州，总不能一州之内又有州牧又有刺史吧？不过李严也有办法。据《三国志·李严传》和《华阳国志》，李严移防江州以后，曾向朝廷提出，以江州为中心划出五个郡，另外成立一个巴州，自己当巴州刺史，结果“丞相诸葛亮不许”。这当然又让李严不爽。过了几年，李严又向朝廷提出要开府。理由也很正当：在曹魏，并受魏文帝曹丕之遗诏，共同辅佐魏明帝曹叡的四位顾命大臣——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可都是开府的。结果，这个要求又被拒绝。不过，诸葛亮也给了李严补偿，就是表荐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以提高其待遇(隆崇其遇)。
这就是李严与诸葛亮关系的大概。据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严被废，完全是咎由自取。为什么呢？因为李严身为顾命大臣，既不见他出谋划策建设国家，又不见他出生入死保卫国家，却只见他争权夺利以权谋私，而且不择手段。比方说，他的“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是在什么时候呢？大约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当时，魏文帝曹丕已经去世，魏明帝曹叡已经继位。诸葛亮为了相机北伐，要调李严之兵进驻汉中。李严接到命令，推三阻四，拖拖拉拉，却要求划出五郡，建立巴州，让他当刺史。这不是讨价还价是什么？建兴八年(公元230年)，诸葛亮准备西出祁山，打算让李严镇守汉中。李严却趁机大谈司马懿等人开府的事，实际上是借司马懿说自己。这不是敲诈勒索又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据《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此前李严还曾写信给诸葛亮，劝他“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结果被拒绝。李严为什么要怂恿诸葛亮受命称王呢？一种可能是为了自己要官，先鼓动别人要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要陷孔明于不义。上一集我们讲过，此时的诸葛亮，权力和地位颇似当年的曹操。曹操爵封县侯(武平侯)，官任丞相，开府治事，兼领州牧(冀州牧)。诸葛亮也是爵封县侯(武乡侯)，官任丞相，开府治事，兼领州牧(益州牧)。如果再来一个受九锡，称某王，那就和曹操毫无区别一模一样了。显然，无论何种可能，李严都是不怀好意。
如此看来，李严的人品十分可疑。所以，余明侠先生的《诸葛亮传》就说李严“完全是一个奸诈自私、阴险残忍、不以国事为重的恶劣分子”。将其废黜，可谓天经地义。
不过这事也有两说。第一，所谓李严自私自利(所在治家)，滥施恩惠(尚为小惠)，沽名钓誉(安身求名)，不以国事为重(无忧国之事)，只是诸葛亮的一面之词，缺乏证据。第二，李严没有起到辅臣作用，是因为他不在朝廷，使不上劲，不能怪他。第三，李严要求当刺史，要求开府，也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争权夺利，跑官要官。因为他这位“副顾命大臣”的权力、地位、待遇，与那位“正顾命大臣”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所以尹韵公先生的《李严之废》一文，就认为李严是在“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李严甚至想出了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的馊主意。在尹先生看来，李严此举，是“存心让诸葛亮难堪”。结果，诸葛亮“大为恐慌”，不得不立即回信表*迹。诸葛亮说，如果灭了曹魏，杀了曹叡，和诸位一起受封，即便十锡我也敢接受，何况九锡(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却也大犯忌讳。什么叫“十命可受”？曹操只不过受了九命，就被大家骂得半死；诸葛亮如果当真受了十命，又会怎么样呢？
由此也可见李严相煎之急。这在赞成诸葛亮的人看来，就是“猖狂进攻”。但在赞成李严的人看来，则无妨说是“维权行动”。尹韵公先生就认为，李严已经看出，诸葛亮“没有把他这位托孤同事放在眼里”，处处“排挤、压制、冷落”他这个副手，还时时“予以掣肘”，李严当然会“不示弱，不服气，不买账，伺机反扑”了。
或许有人会问，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给李严一些权力呢？尹韵公先生认为，就因为诸葛亮是一个“权欲极盛的政治家”。他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按即所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哪怕同为托孤，也得束之高阁，而李严偏不吃这一套。也就是说，李严的悲剧，就在于他不愿意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顾命大臣，而“擅权心烈的诸葛亮”则“根本不愿、也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这才水火不能相容。结果，“善于玩权的诸葛亮”逮住了“李严送上门来的过失”，一出手就把他打翻在地，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按照以余明侠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李严争权夺利猖狂进攻，诸葛亮顾全大局一让再让。其斗争轨迹则是：进攻，忍让；再进攻，再忍让；直至李严自我暴露自取灭亡。相反，按照以尹韵公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严亮之争的实质，是诸葛亮擅权心烈打压同事，李严奋起维权据理抗争。其斗争轨迹则是：打压，抗争；再打压，再抗争，直至李严出师不利头破血流。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余明侠和尹韵公都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根据的材料，都是正史所载，没有戏说，所说也都不无道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以人品和道德来看历史事件，这条路是不通的。就事论事也不行。我们知道，动乱的导火线常常是些小事情。小事情引发大事件，背后必有大原因。何况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他作为蜀汉政权的掌门人，考虑的一定是大局、全局。所以，即便认定李严是小人，是“恶劣分子”，把诸葛亮和他的斗争仅仅看作君子与小人之争，也是小看诸葛亮的肤浅之见。何况李严是不是小人，还很难说。
那么，诸葛亮考虑的大局又是什么呢？
这就必须追溯到刘备的永安托孤。也就是说，刘备托孤时，为什么要安排李严这样一个被尹韵公先生称之为“第二提琴手”的人物？谁都知道，刘备“天下枭雄”，一生征战，见多识广，虑事周全。他的安排，肯定不是一时性起，而是出于深思熟虑。问题仅仅在于：刘备考虑的是什么？
田余庆先生回答了这个“哥德巴赫猜想”。田先生的《蜀史四题》一书认为，“亮正严副”的托孤安排，乃是为了消除隐患，巩固政权；而蜀汉政权的最大隐忧和祸患，不在曹魏、孙吴，恰恰就在蜀汉政权内部。正是这一内部矛盾，让刘备的托孤非同寻常。
于是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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