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留下的历史遗产，在中外文化交往史上突显的效应，远过于他对基督教入华的影响。就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论中外学界关于利玛窦其人其学的价值判断多么分歧，大都承认由历史所昭示的两点事实：他用中文撰述的论著和译作，使中国人开始接触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化；他用西文记叙中国印象和在华经历的书信、回忆录，以及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也使欧洲人初步了解传统正在起变化的中国文化。

朱维铮  讲演者小传

    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门史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兼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顾问。师从经学史专家周予同教授，对中国经学史造诣甚深，纂辑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并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资料的整理和纂集，汇集出版《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与《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

    今年五月恰逢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1610年5月）去世四百年。很荣幸来和各位一起讨论利玛窦。一个日本人首先提出，利玛窦是16世纪来到东方的第一个“世界公民”。

    从1582年8月初抵澳门，到1610年5月病逝北京，利玛窦的足迹，由南海之滨而越五岭、驻江右、下江南、过山东，而入明京、叩帝阍，所谓自边缘至中心，在大明帝国活动了27年9个月，先后创建过耶稣会住院四所，受洗的中国基督徒逾2000名，结交的帝国士绅显贵达数百人。更为重要的是，利玛窦留下的历史遗产，在中外文化交往史上凸显的效应，远过于他对基督教入华的影响。就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论中外学界关于利玛窦其人其学的价值判断多么分歧，大都承认由历史所昭示的两点事实：他用中文撰述的论著和译作，使中国人开始接触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化；他用西文记叙中国印象和在华经历的书信、回忆录，以及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也使欧洲人初步了解传统正在起变化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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