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沈 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18.00元

　　最近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藏书家彭令先生整理的《浮生六记》的新增补本。本书增补的关于《浮生六记》的一个条目，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另外还新增了《册封琉球国记略》，被众多学者认定为是已经失传的《海国记》。这自然让人联想起两位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的话。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逐列举殷墟甲骨文字、敦煌简牍等“二三十年发见之材料并学者研究之成果”。陈寅恪又专就敦煌发见的材料立说，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方法，即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列为首位。两位学者都主张发掘新材料，运用于研究中去，就能在各自领域作出新的开拓。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进展，都与新发现材料密切相关。我作为唐代文学研究者，即深感唐代作家事迹研讨与唐代科举登第探索之所以能有很大的成就，即因与近二三十年以来碑传墓志发现有关。正因此，这篇书评的文题才将《浮生六记》新增本的整理与出版，比拟为一种新的“敦煌学”，认为应该予以充分、如实的评价，以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这次新增补本，其文化学术意义是值得研索的，它一方面辑补佚文，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林语堂寄望能获得“全文”的“福分”，另一方面可以获见著者沈复的文化交流。此次的《海国记》，抄录者钱泳与沈复，嘉庆五年（1800）以后，都住在苏州，可视为同乡。钱泳为嘉庆、道光时著名书法家，又能诗善学，著作多种。又有作诗送行（《送沈三白随齐太史奉使琉球》），作者李佳言；嘉庆十二年与沈复同赴北京，翌年又荐其出使之石韫玉。这些都可进一步考索沈复的文化交流及清中晚期江南扬、苏的地域文化。同时，更可就所增补的《海国记》，让我们今天读者能更具体了解当时琉球地区的风俗民情，以及钓鱼岛等的地理环境，是当时其他书中不易见到的。原始材料，颇有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