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新证据
    李宝柱

    

    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行纪》，在中西交通史上享有盛誉。正是《马可·波罗行纪》这样一部介绍中国文明的奇书，使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深受影响，导致了他开辟由欧洲到美洲航路的壮举。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11月，在他十七岁那年，和他的父亲尼格罗（Nicholo）与叔父玛菲奥（Maffeo）在家乡启程，在地中海东岸阿迦城登陆后，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东行，经过两河流域、伊朗全境，越帕米尔高原，经过艰辛的行程，于1275年5月到达中国的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此后又到达大都（今北京）。他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任职，从此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曾奉使云南、江南等地， 游历几遍中国。后因伊利汗国阿鲁浑遣使向元室求婚，他奉命护送公主出嫁，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离开中国，由海路去波斯。完成使命以后，于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后来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了在中国和东方诸国的见闻，由同狱的比萨人鲁思娣谦（Rusticiano）笔录成书。
 



    但早在19世纪70年代，学术界就有人指出《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中国的记载有不少遗漏，如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年）在其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就曾指出波罗遗漏了诸如万里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汉字等足以反映中国特色的事物。20世纪60年代，德国著名的蒙古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其《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一文中，再次提出《马可·波罗行纪》中没有提到中国茶叶和汉字以及他自称任官扬州、贡献投石机协助攻陷襄阳等说法，或无史料支持或被证明错误，认为人们有理由据此对波罗一家长期居住中国的说法产生怀疑。70年代末以后，更多的英美学者发表了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引起不少中国学者的注意和反驳。辩论双方主要有英美方面的海格尔（John Haeger）、克鲁纳斯（Craig Clunas）以及伍德（Frances Wood），而中国方面则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杨志玖教授为代表性人物。对于怀疑论者的怀疑和否定，杨志玖教授进行了一系列的辩驳。他将怀疑者的怀疑论据归纳为以下四点： 1、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没有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考证的材料。 2、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未曾提及，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 3、书中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陷襄阳、蒙古王世谱系混乱不清等。 4、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抄来的。怀疑论者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最大质疑，就是在整个蒙元时期的历史典籍中，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他的记载。一些学者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在中国旅居过，只不过是他的一些故事和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相符而已。




    《马可波罗游记·小引·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向大汗请求回国》一节有这样一段文字：
　　



    “正当这个时候，波斯的君主阿鲁浑（Argon）的妻子卜鲁罕（Bolgana）去世了。她在临终前要求，并且留下了书面遗言，非住在契丹国大汗境内自己家族的女子不得继承自己的后位，不能受到君王的眷宠。阿鲁浑为履行这个庄重的请求，特派遣三个精明强干的男爵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为专使，带着大批的扈从来到大汗王廷，请求大汗从亡后的亲属中为他选择一名淑女为配偶。大汗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在他的关照下，选出了一位极美丽极有才学的十七岁的姑娘，叫阔阔真（Kogatin）。当三位专使看见这位姑娘后，都赞不绝口并决定立即回国复命。一切起程的准备工作完毕后，大汗为表示对阿鲁浑未来王后的敬重，特地挑选了大批的扈从随行侍卫，并举行盛大的朝会欢送阔阔真一行。使团走了八个月后，因为鞑靼诸王之间爆发了战争，阻塞了归程，使他们不能再向前走了。于是他们迫不得已只好返回大汗的朝廷，向大汗叙述路途障碍，不能前进的原因。
   




     波罗一行三人和他们的商队当他们回到京都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好带着几艘船从东印度某地回来。马可·波罗向大汗禀报了他所访问的各国的风俗习惯和自己航海的情况，他说在那些海中航行，十分安全。最后这句话传入了三位男爵的耳中，他们离家已经三年了，很想回去。于是他们便和具有同样愿望的威尼斯商人商议，最后决定由三位男爵陪阔阔真公主同去觐见大汗，向大汗说明由海路回国是如何方便而安全，同时根据刚从那些海航行归来的马可·波罗的体验，海行比陆行费用少，而且时间短。




    大汗如要接受他们海行的建议，就得让三个老于航海的欧洲人同去，直达阿鲁浑国。因此，大汗听完后，脸上露出极不欢悦的神情，因为他实在不愿让三个威尼斯人离他而去。但是他觉得若不允许，也没有其它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他如果不是对这件事特别重视又加上时间紧迫的话，是决不会应允三个威尼斯人离开而不再为他服务的。
    



    于是他召见波罗一家，以慈详诚恳的态度对他们的离别表示十分婉惜，并要求他们在和自己的家眷团聚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再回来。因为大汗心中有了这种打算，于是下令替波罗一家铸了两块金牌，上面刻着他的命令，在他的疆域以内，无论何处，他们都有自由和安全行动的权利，地方官吏对于他们及其随行人员，必须给予必要的供给。他又赐予他们专使的权力，让他们问候教皇、法兰西王、西班牙王和其他基督教的王公。”




    对于以上这一段马可·波罗的记述，杨志玖先生于六十多年前，在《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认为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其中未提及马可·波罗之名。该资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永乐大典》卷19418，第15页下）
    



    杨志玖先生认为，这段资料和《马可·波罗游记》所说波斯王阿鲁浑（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鲁[角加碍]）、Apousca（阿必失呵）、Coja （火者）向中国皇帝求婚，得Cocachin（阔阔真）姑娘，三使者请波罗一家从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样。该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朝廷请示三使者的随员的口粮供应问题，当然不会提到波罗一家，连阔阔真这一女主角亦未提及，更不论波罗这一小人物了。但马可·波罗所记这三位使臣的名字与《站赤》所记完全一致，又和他们一家离开中国的机缘完全对口，无疑他们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离开中国的，证以西域史料（如《史集》）亦完全相合。
    



    为此，杨志玖写出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他的导师、我国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先生对此文的评价是：“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二九〇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请示圣旨。这说明马可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一二九〇年阴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但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得以解决。1966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Haeger）、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中国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他们的论据不外这几点：1.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证的资料；2.书中未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3.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皇室谱系错误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对此，杨志玖先生曾一一为之辩解。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能重视《永乐大典·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但也有中国学者虽看到杨志玖先生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 针对杨志玖先生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 ）《站赤》所记兀鲁[角加碍]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 ）《史集》（波斯文蒙古史）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 ）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波罗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说杨文断言《站赤》所记“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真实的”，论据不够充分。对王教授这一论点及其它看法，杨志玖先生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申辩。但是，杨志玖先生没能举出任何新的证据。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一说，其人即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Frances Wood）。她在1995年即“传说的”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纪念时，推出她的新著，认定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参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译的《南华早报》《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有其文的梗概。《南华早报》所登该文，是大维·瓦伦（David Wallen）自伦敦发出的。她指责马可未提中国妇女缠足，与其它持怀疑论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国学者曾从中国和阿拉伯（应为波斯——引者）文献中指出马可波罗曾护送一蒙古公主从海道航行的事实，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马可·波罗从旁处听说的，这和王育民教授的见解基本相同。
    



    虽然，对马可·波罗书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外国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穆尔，法国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美国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虽然也指出了书中的缺陷。但是，时至今日，这一历史悬案仍然未能彻底解决。
    



    今本人查到，《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四百十八，二十二勘，站赤三载：
　　



    （二十七年八月） 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就在同书同卷，以上文字之前还有一条记载，从未被人发现及注意，这就是：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尚书省定拟廪给司，久馆使臣分例，令通政院、兵部一同分拣起数，行移合属，依例□给。廪给司□八起：一拜八千户子母二人。一阿鲁浑大王下使臣寄住马，奉圣旨赐亡宋宫女朱氲氲等三人，及从者一名；一回回太医也薛哈钦四人；一熬沙糖倒兀等二十七名；一海都大王位下小云赤二人；一蒙古生员三十名；  一高丽公主下王按等四十人，内亲属三十四口，驱六口；一赛因不花大王遣下唆郎哈真等四人。户部□盐粮五起：一织佛人匠李元杰等二十人，内大一十五口，小五口；一回回炮手阔里吉思等八人；一太史院邹子龙、田惟诏等三十二人；一日本国引道人乌马儿答、剌冲近先等四十一人；一日本国引道叶茂盛等五人。分令各衙门区处八起：宣徽院二起，照御花园子例。一我种蒌藤阿亦伯下、剌真昔兰等四人；一栽种沙糖的等八人。太医院二起：一编修本草刘仲思正从各一名；一编脩本草潘严、杜章、王彬等三人。詹事院四起：除学生隶国子学外同本投下怯怜口，一学生蒋武子一名；一弹弦子八的鲁四等四人；一缅人马马撒等五人；一缅人撒蛮答速等一百四十人。住□：一回回阴阳人阿伦一名；一开硬弓八里弯一名。”




    根据这一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得知，阿鲁浑大王的使臣（这里虽然没有具体的名字），在至元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前，就已经到达元大都，而且还被奉旨赐与了朱氲氲等三名亡宋宫女，外加一名从者，同时都享受着寄住期间赐与官马使用的待遇。




    由《永乐大典》的记载推断，阿鲁浑大王的使者，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就在元大都，当时“奉圣旨赐与了朱氲氲等三名亡宋宫女”，应是每个使臣获赐一名，由此间接证明使臣有三人。至元二十七年，使者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者前往阿鲁浑大王处。这三年期间，阿鲁浑大王处并未再派其他使臣来华。因此，至元二十四年在元大都的阿鲁浑大王的使臣，必即是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及火者三人；至元二十七年离华的、前往阿鲁浑大王处的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者等三位使臣，必即是至元二十四年就住在元大都的阿鲁浑大王所派来的使臣，而不是忽必烈由朝廷选派的。
由此可以证见，王育民教授针对杨志玖先生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的质疑：“《站赤》所记兀鲁*[角加碍]等三使者为大汗（即忽必烈）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同时，《永乐大典》所记载阿鲁浑所派使者曾经在元大都逗留了三年，和《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者三位男爵“他们离家已经三年了，很想回去”，完全相符合。（马可·波罗所记，也证明王育民教授所说使臣为“大汗”忽必烈所派，是站不住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马可·波罗曾经与阿鲁浑的三位使臣相伴的真实性。因为，马可·波罗如果不与他们相伴，就无从得知这些人“离家已经三年了”。马可·波罗不可能从当时的官方记载中去得知这一信息，也不可能从传闻中去得知这一信息，只能是来自亲身所闻。因此，我们可以斩钉截铁的断言：马可·波罗的确曾经来华，的确曾经与阿鲁浑的使臣相伴回国。




    我们由《永乐大典》的这条记载，还得知，阿鲁浑大王派来的使臣，其使命原本是为“请求大汗从亡后的亲属中为他选择一名淑女为配偶。”但是，当这些使臣刚到中国，还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就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领先获得了忽必烈的赐婚，每人获赐一名亡宋的宫女为配偶。这对元朝灭南宋后，将宋朝宫女赐与蒙古的工匠为妻的史实，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不仅是将亡宋宫女赐与工匠为妻，而且还赐与外国使臣为妻妾。这也填补了中外通婚史的空白。阿鲁浑大王的三名使者，都获得忽必烈的赐婚，这也是使得这个使团回国时变得十分庞大，竟然达一百六十人之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也印证了，《马可·波罗游记·小引·波罗兄弟和马可辞别大汗回国》一节所记：“同时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根桅杆，能扬九帆，船的构造及设计另有详细的描写，此处暂不提及。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护送王后的三男爵及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都乘坐在这几艘船上。”并非虚妄之语。




    有了本人发现的这条新的史料和以上分析，本人认为，以为马可·波罗未曾来华之说，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