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清华念书时曾对杨绛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他俩的志趣多么吻合，后来到了牛津，夫妻俩年终总结和比赛的，是各人的读书数量。留学回国后困居上海的孤岛时期，为稻粱谋，她当过家庭教师、小学老师、中学校长，还在教书的忙碌中用业余时间写成话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喜剧《称心如意》等在上海公演，剧场里笑声不断，报刊上好评如潮。那会儿别人介绍钱钟书，只说是“杨绛的丈夫”。但杨绛浑然如故，照旧洗衣做饭、照顾生病的钱钟书；为了让丈夫潜心写作《围城》，她让他减少课时，经济上的短缺由她自理家务来弥补。钱家亲戚由衷地夸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杨绛曾向钱钟书转述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对自己美满婚姻的描述：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当即道，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生活当中传奇很少，不过间或也有，他俩是其中之一吧。

    杨绛被更多读者熟悉，是她进入晚年后，岁月的积淀赋予她深厚又和婉的智慧光华，像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绚丽，柔美，暖和，却毫不刺目。杨绛“文革”结束后才重新提笔，较之从前更有行云流水的浑成、天然。她的《干校六记》哀而不怨，言简意深，悲凉中不乏诙谐，有清淡隽永的回味；《洗澡》讲述解放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思想改造，这组知识分子群像，也形形色色：一方面，清者自清，有本色丝帛一般的素净、纯洁；另一方面，藏污纳垢者的庸俗算计、溜须拍马、偷奸耍滑，怪相也是五花八门。像书里的余楠、施妮娜等人，虽不是大奸大邪的恶人，却也实在有令人掩鼻的龌龊，或滑稽荒唐的丑态。那些灵魂的尘埃、污渍，当然需要拂拭、洗涤。问题是，人的自我净化，需得源自个人的自觉自愿、自悟自省，却不是靠大张旗鼓的政治运动所能奏效的。在大会上呼几句慷慨激昂的口号、说些冠冕堂皇的官话，于事无补，还恰好是表里不一的双面人最擅长的表演呢。《洗澡》里正派人当然也不少，男女主角许彦成、姚宓真是一对可人，他们倒不是全然缺乏洞悉人情世故的聪敏，只不过天性醇良、清高，只一门心思潜心于读书，但求业精于勤，术臻于专，胸中自有分辨清浊、高下的绳墨，不屑于同流合污。因而在人人竭力挣足表现、急于早日过关的政治狂热中，他俩不说违心之话，不行卑下之事，一举一动都别有一番厚道、雅正。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