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而建立在对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则是建立强大国家的前提。唐代的民族认同政策在历代中央王朝管理中较有代表性，特别是对西域的民族管理政策更是体现了统治者对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视。唐代统治者将西域视为应对突厥和吐蕃威胁的战略侧翼，采取了意义深远的战略规划，特别是实行了以汉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实边策略，改变了南北朝以来“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对立局面，并以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向心力和民族认同的凝聚力，有效保持了西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从而使丝绸之路畅通东西，大唐文明辐射欧亚，成就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一段经典时期。

　　张骞通西域后，随着大批汉人进入西域，汉文化也随之在西域传播开来，作为中原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学也传入西域。唐王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深深影响了统一后的西域。儒家文化日渐成为西域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礼仪的操守。吐蕃及高昌等西域诸国“亦遣子弟请入于学”，派遣人员到长安学习唐文化，“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覩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由于大唐文明的影响，儒学经典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渐渐被西域各民族普遍接受，并深深根植于西域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之中。高昌麴氏政权时期，“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且高昌王“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国王殿堂上绘有鲁哀公问政孔子像，恰恰显示了中国传统儒学在西域的主导地位。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了《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这是专门用来应对科举考试的纸卷，说明儒家经典已经被正式纳入西域子弟参加朝廷科举取士的考核内容了。而《唐景龙二年（708年）写本郑氏注〈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残卷》、《义熙写本〈毛诗郑笺〉残卷》、《古写本〈孝经〉》、《〈论语〉习书》、《唐景龙四年（701年）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等吐鲁番文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西域社会普遍传播的事实和对西域民众的影响程度。正是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在西域社会的广泛传播，铁勒首领、名将契必何力虽为一介武夫，亦可随口诵出“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的佳句。

　　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也逐步嵌入到西域各宗教之中。唐代是西域宗教史上一个集大成的时期，除了传统的萨满教和西来的佛教、祆教、景教等，产生于中原本土的道教在唐代西域民众的宗教信仰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宗教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以佛教为主的多宗教并存格局。中华传统文化深深植入到各个教派之中。在吐鲁番出土的佛教文书中有大量“急急如律令”的道教术语，而回鹘文摩尼教经典中亦有《释迦四门观》和《阿难答法问》的佛经内容，这些不同宗教用语同存共处，互相夹杂的现象，体现了多元宗教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在中国传统社会，“百善孝为先”，同样，在西域佛教中，孝也是重要的内容，在敦煌文书P.3361《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中载“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须知孝道善无疆，三教之中广赞扬”，可见，“孝”已经成为儒释道等文化内涵中的根本内容。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文化，在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代文化认同政策，有效促进了西域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以高昌等为代表的西域诸国仰慕中原文化，使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广为传播，在西域社会中形成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加之唐代民族政策的包容和开放，使唐代的文化实边政策被唐代西域社会普遍接受。杜佑在《通典·礼典》中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认为不同民族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者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并且在上古时期中华与夷狄本来就是一家；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在后世发展的不同情况时，杜佑指出，是物质条件的差异造成了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比之魏晋时期江统的《徙戎论》中对边疆民族的对立态度要进步多了。在这种文化融合和天下一家的氛围中，民族平等与文化融合成为唐朝重要的治边之策。唐太宗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的民族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落到实处，如在征服东突厥后安置突厥降户时，唐太宗将这些突厥降户安置在长城地带，对于其他突厥首领，唐朝也给予优厚待遇，仍令他们管理旧部。唐朝大量任用突厥贵族为官，并把他们安置在都城长安等城市之内。这种民族一体与文化融合的思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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