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余秋雨被一些文人呛得灰头灰脸，但偶尔读到他写的《胡适传》，还是想谈谈这个人。 
　　《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前面有说明：“本书是《学习与批判》丛书的一种，共收人物传记十六篇。这些文章都曾刊登于《学习与批判》杂志……”《学习与批判》是文革期间的主流媒体，余秋雨先生在该杂志1974年第一期发表的《胡适传———五四前后》也被收入此书。
　　我得佩服余秋雨的钻研精神，他那时才20多岁，能整理出这样一篇详略得当的文字，的确不易。不到两万字的传记，从1910年胡适参加“庚款”留美考试开始，到1922年他晋见废帝溥仪结束，基本上把这一段的事都概括清楚了。唯一不同的是结论。他这样描述胡适出国时的情景：“胡适跑到甲板上来‘赏月’。赏月不可无诗。按照老例，胡适也做了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栏自语，吾乡真在何处？’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评价胡适在北大讲课的情景：“但是实际上，胡适是讲了一部被歪曲、被颠倒了的中国哲学史。例如，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他完全是一个‘尊儒反法’的专家。”这些结论是当时一贯的论调，不足为奇。
　　我关心的是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写作。他自述：“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当时正逢浩劫，受尽屈辱，家破人亡，被迫赴农场劳动。”可想而知，其处境并不好，没有什么靠山，但他的确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他能在“受尽屈辱”之后迅速被起用，在严格的政审中过关，进入核心力量控制的写作组，一下子站立在潮头，靠的是什么？知识分子靠的只有一支笔，和这支笔背后的态度。从《胡适传》里我们看不出端倪，能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模式化的余秋雨。我们只能说，在完全模式化的环境里，脱颖而出的余秋雨，一定有区别于他人的表态技能！ 
　　如果把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崛起定性为一种生存技巧，我是认同的。举国上下声调一致，没有任何杂音，为了自保，说几句违心的话，随大流吆喝几声，又能怎么样？即使他吆喝的声音比别人更大，也不能因此判断他比别人更恶劣。但余秋雨的生存技巧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再次显现出来。他的所谓文化散文一炮走红，可谓抓住了机遇，使他再度崛起，站在潮头。这次崛起对余秋雨意义很大，证明他已顺利完成言说方式的转化，掌握了话语权。如果仅止于此，倒也无所谓。即便他坚决不承认别人给他指出的文字硬伤，即便他把所有批评他的人诬为盗版商的同谋，即便他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荧屏上的“知道分子”……这些通病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余秋雨做得也不算最过分。
　　余秋雨的再一次被关注，源于川震后的“含泪劝告”。我相信，余秋雨“含泪劝告”的英勇行为不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淡化，相反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符号。因为从写《胡适传》的余秋雨到“含泪劝告”的余秋雨，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此即一个既得利益者的焦虑———寻机表态。写《胡适传》时塑造的人格已经成型。年轻时为自保而表态，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了今天，是谁逼着他这么说、这么做的？不是他的良心，也不一定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他的表态惯性，是机会主义者的本能。虽然只是一个表态而已，但表态的技巧比以前要求更高。他已不满足于一个文化人的小利益，而是要引领话语权。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太坏了。若他从中得利，难免一些人有样学样。且不说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是什么，起码还有人格担当吧？
　　知识分子代言的对象是谁，这一点一定想清楚了再做。一个违背民意，只靠讨好少数几个人就能得利的时代已渐渐远去。他这次的担当很好，适时地把自己抛出来，做了反面的教材，让我们从另一面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警惕。
　　王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