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屈原、蔡邕都排在前列。提到蔡邕的死，必然要涉及到的两个人，就是《三国演义》开篇时的董卓和王允。这两位，一为武将，一为文臣，一为丘八，一为书生。按道理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蔡邕有一百个理由应当死在董卓手里，董卓也有过要杀他的意思。然而，杀人如麻的军爷，却对这位大师，表现出一个大老粗干部，对于知识的莫大尊敬和言听计从；相反，同为知识阶层、而且也不大精于杀人的王允，却下令将蔡邕杀了。 

王允和蔡邕有着较多的共同经历，都为反宦官干政而战斗过，都为斗不倒阉竖而饱受陷害过，都被迫逃亡在江湖间流浪过，都有一颗效忠汉朝的拳拳之心，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可是，性格上的差异：王允，较偏执，认死理，心胸狭隘；蔡邕，较豁达，不拘泥，思路开阔。王允，只有小圈子的来往，颇冷清；蔡邕则有过往密切的文人朋友，如桥玄、马日磾、王朗、卢植、曹操，很热闹。王允，“刚棱疾恶”，大概活得比较累；蔡邕，会“大叫欢喜，若对数十人”，这种多血质的性格，估计活得要比较轻松些……王允，气度较小；蔡邕，风头太足，于是两位知识分子便形同水火，王允对比他强上许多的同行毫不手软，本人央求也不行，大家说情也不行，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把蔡邕推下去杀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董卓，没有一点文艺细胞，既不写几句歪诗，也不题几笔孬字，更不让人编他的文集出版。“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来了，就放手使用，这倒显出粗人的可爱了。“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老实讲，外行领导内行，固然弊端多多，但那些似懂非懂而装懂，略知皮毛硬充行家里手，门窍不通却非常敢想敢干，甚到敢于蛮干的半瓶醋上司，好像麻烦更多。

董卓，大老粗，知道自己知识不起来，但不装知识分子，没想买张假文凭，也没到外国什么野鸡大学混个假博士，而是找一个现成的大知识分子，装点他的门面。开始，蔡邕拒绝了，董卓威胁他：你要不来给我做事，“我力能族人”。什么叫“族”，就是满门抄斩。他一下腿软了，雇了一辆牛车，慌不迭地从杞县赶往洛阳报到。牛屁股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总算没误期限，战战兢兢地上班以后，想不到颇受重用。有时，还真把蔡邕的话当话。“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讌，辄令邕鼓琴赞事”。

董卓，作为屠夫，罪该万死。但是，作为对蔡邕破格相待的上司，蔡邕为知遇之人说几句纯系个人感念之语，也不至于要杀头弃市。他要是聪明人的话，他要是了解王允那种心态的话，他本可以不说。可真性情、不设防的蔡邕，“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还是把不说也可的话，说了出来。 

“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日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对蔡邕积怨多年，这下子抓住了话把儿，终于等到了得以报复的机会。

其实，王允也很卖力地给董卓当差，“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正因为他同样为这个几倾汉室的大贼，鞍前马后地服务过，所以，他在治蔡邕罪时，不提这一段，只是抠他不该因私恩而忘大节。

蔡邕不过是要求给自己留条命，“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听都不听，拂袖而去。“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实在看不过去，跑去对王允讲：“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奈失人望乎？”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

马日磾走出门来，仰天大叹：“王公其不长世乎！”果然，蔡邕被杀以后不久，王允也被董卓余部砍下了脑袋。这是发生在公元192年的事，一个妒人的小人和一个被妒的大师，就这样匆匆谢幕，走下历史的舞台。   李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