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王夷甫(王衍)清谈，是事实；说王夷甫误国，也就说得通；说王夷甫清谈误国，则与事实不符。

     王夷甫是清谈家，且是西晋清谈的领袖，有大量记载可证，无须赘述。《晋书·乐广传》：“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假如当时成立“清谈学会”，那么王衍是会长，乐广是副会长。然而王衍玄理的修养并不高。本传称：“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王衍自己也承认玄谈不及乐广，王衍自言：“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乐广传》)而且王衍连一篇论文都没有，凭什么当“会长”呢?其条件，首先是琅玡王氏门第高。从他的祖辈太保王祥起，他的家族在晋朝成为第一流的世族之家，显赫逾百年。其次是王衍本人的仪容风度令人倾倒，“神姿高彻”，“明秀若神”，“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种种赞语，说明此人确有一副好皮囊。加上口才甚好，能言善辩，这几条优势，使这个理论思辨水平远不及何宴、王弼的王衍，成了晋初清谈名士的魁首。自然，后来也就成了抨击清谈的众矢之的。

      说王衍误国，不为冤枉。石勒俘获王衍，同他谈了一通之后怒日：“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王衍传》)石勒正是责以误国之罪。看看王衍仕宦的经历：太子舍人，迁尚书郎，出补元城令，入为中庶子，黄门侍郎，历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拜河南尹，转尚书，又为中书令，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迁太尉。历官清显，贵为三公，“身居重任”决非虚言。

      在这些重要的职位上，王衍有什么政绩呢?什么也没有。相反，他倒是做了些丢人现眼的丑事，表现出此人既无才能，无识见，更无特操。一件是惠帝初年贾后废愍怀太子，他的女儿为太子妃，他“惧祸，自表离婚”。贾南风被诛后，有司弹奏他，说：“太子被诬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离婚。得太子手书，隐蔽不出。志在苟免，无忠蹇之操。”王衍为此受了“禁锢终身”的处分。又一件是被石勒抓获后，以晋朝太尉之尊，却“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怕死媚敌，丢尽晋臣的颜面。石勒却真是条好汉，最看不上这种软骨头。他本来因王衍名气大，优礼有加；这一来，石勒下决心不留他，把他“排墙填杀”了。

      王夷甫既清谈，又误国，那不是清谈误国吗?

      不是。因为王衍误国主要不是由于清谈，而由于他是草包、饭桶，身居高官却全无为政的才能。两晋清谈家甚多，王衍的弟兄王敦、王导都好清谈，这两人都有治国之才，开创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王敦后来又祸国，治国祸国都与清谈无关。谢安也是清谈家，同时是杰出的政治家。他团结朝野上下，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因为他有才能，清谈并未妨害他治国。乐广为官也没有多少政绩，却无误国之愆，在河南尹位上．处理愍怀太子故臣冒禁拜辞的问题，很有水平，比王衍“自表离婚”高明多了。这些都证明，清谈与误国并无必然联系。

      王衍以太尉之职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军司，随越军东行。司马越突然病死，石勒大军从后追来，在这危急时刻，司马越军群羊无首，众共推王衍为元帅。这时，王衍说了几句掏心的真话：“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好一个“非才处之”王夷甫是有自知之明的。只会清谈的名士怎能做统兵作战的元帅?其实不但做元帅是“非才处之”，他所担任的全部官职统统是“非才处之”，没有一个是称职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个缺德无能的庸才，居然一生数十年历居要职?

      这在两晋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人事制度问题。其制度就是门阀士族专政，门阀士族做官，琅玡王氏一门显贵，没有其他凭借，唯一条件是名门望族。这个制度是不问德才的。王衍被司马越拉走，因为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本传)。王衍是响当当的“朝贤素望”，司马越必须拉拢这样的人以支撑门面。那么，当大厦倾倒之际，是不应责怪庸材的；追究责任，应问选材的建筑师。

      王衍背上“清谈误国”的罪名，被唾骂至于现代，原因有三：

      一、后代史家的推想。史家认为，“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闭眼一想，似乎有理，其实却是不了解官场内情的书生之见。

      中国古代政体，从来是一个人说了算。王衍之时，是谁当家?是武帝司马炎。武帝死后，是杨骏、贾南风、司马伦、司马同、司马颐、司马越等人先后当家。这些人倒不清谈，拼命抓权、夺权，互相杀戮，把国家搅得一塌糊涂。“负有最大责任的”正是他们。王戎、王衍等辈尽管位到三公，不过是件摆设，脑袋安全已是幸运，遑论什么“综理世务”。

      西晋清谈的高峰期，在泰始至太康的承平之世。八王之乱一起，想谈也谈不成了。王衍在此期间获得盛名，尚未身居宰辅。即令身居宰辅如王戎，也无事可做。语云：“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如果上面不动嘴，下面当然无可跑腿。武帝在位26年，只干了一件大事，即平吴，统一全国。这次战争其实规模不大，陆机《辨亡论》就说过：“夫太康之役，众未盛乎曩日之师。”战前参与机密积极作准备的，也只有羊祜、张华、王浚、杜预几个大臣。279年冬到280年春，前后不到半年，平吴已毕。这件大事，不影响名士清谈。此后，司马炎“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更无所作为了。很多事该做，可他不动；总开关不开，整个机器停止运转。所以这20多年中，高官名士无非悠游卒岁。不清谈也可以，那就“朝集金张馆。暮宿史许庐。南邻击钟鼓，北里吹笙竽”(左思《咏史》)。还可以像石崇、王恺那样斗富，像王戎那样聚敛。如果说“清谈误国”，那么穷侈极欲、贪污腐败倒比清谈有益于国吗?

     葛洪是做过几年官的，知道内情。他在《抱朴子•百里篇》中说：“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其官益大，其事愈优。”高官悠闲，乃古代正常情况。所以现代史家认为大官责任大，就必定夙夜在公，忙个不歇；否则就会误国。其实是推想而已。

     二、儒者的抨击。从与王衍同时，著《崇有论》抨击玄谈的裴頠，到东晋元帝时上疏的应詹，指责“王弼、何宴二人之罪深于桀纣”的范宁，痛斥放诞名士的卞壶，直到干宝的《晋纪总论》，都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评论的。儒者捍卫纲常名教，起而抨击异端，这种卫道热情可以理解。但儒家的是非不应作为现代史学家的是非。历史上儒学大盛的朝代不少，又何尝能长治久安?口称孔、孟而狗彘其行的人难道不够多吗?例如与王衍同时的曹志，是曹植之子，司马炎用为乐平太守，他在郡上书“以为宜尊儒重道”。迁章武、赵郡太守，“虽累郡职，不以政事为意，昼则游猎，夜诵诗书，以声色自娱。”(晋书本传)尊儒的人照样不干事，不清谈而诵诗书，在客观效果上与清谈又有何异!只是自唐以下儒学仍居正统，史家以儒学观点论史者众多，于是骂王衍清谈误国之声遂亦不绝于耳，其实无非人云亦云。时至今日，不该还跟着他们起哄了。

      三、对重要史料的误解。《世说•轻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行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日：‘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是很有名的一段话，是谴责王衍误国的最早的言论，说这话的又是东晋重臣桓温，自然引人瞩目。但须注意，桓温只责王夷甫等人误国，并未说明他们何以误国。桓温是晋臣，头上有司马氏天子，像唐太宗在《晋书•武帝纪论》中所说的“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这样极为中肯却是直斥皇帝的话，桓温是不敢说的，他只能骂王夷甫。过了150多年，刘孝标在《世说》此条下作注，引《八王故事》及《晋阳秋》两段话，才铸成了“王夷甫清谈误国”这样一个论断。这是刘孝标的认识，不是桓温的原意。但《世说》及刘注影响大，读者亦未必细究，遂将桓温和刘注合成的判断，深留在印象中，其实却是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