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八王之乱”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冲突的结果，不是司马氏的自相残杀。首先是楚王司马玮的部下与卫瓘有矛盾，用楚王的名义诬告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要废了皇帝，贾后欺骗晋惠帝让楚王杀了二人，《晋书》后妃传：“乃使帝作密诏令玮诛瓘、亮，以报宿憾”。晋惠帝可能也对卫瓘反对他即位不满，现在又听说要废他，所以就下诏令了，楚王还想核实但被黄门阻止，可是他依然只是传令要废二公，没有要杀的表示，卫瓘被他仇人借机报复杀害，汝南王是楚王按皇帝命令杀害了，不久宫中又传来说楚王“要诛杀大臣，图谋不轨”的诏书，押送廷尉处理，不久下令处死了他。处理楚王的两份诏书，前者应是晋惠帝所为，只是让楚王回营，并把楚王送到廷尉审理，没有要杀的意思，随后又来了处死楚王的诏书，史书称是贾后设计的结果。汝南王和楚王完全是统治阶级矛盾的牺牲品。晋惠帝也发了诏书表示哀悼，就象他被群臣逼着下诏处死杨太后母亲一样，无疑也是迫不得已处死了楚王，他在诏书中表现的悲伤感情也说明他不是白痴。楚王年仅21岁就蒙冤遇害，他有恩德，百姓都立庙纪念他。赵王伦庸碌无能，被权臣孙秀操纵，废掉晋惠帝，自行即位。引起其他各地方政治势力不满，齐王、成都王、河间王等起义兵，推翻了赵王伦，废为庶人，梁王上表要惩办他，晋惠帝开始也没同意，让百官朝议，后来被朝议处死。梁王是赵王的兄弟，也参加了赵王的朝廷，早先共同废贾后，似乎不大可能是他上表要处死赵王。梁王是个宽厚、老实的人，也有仁慈之心，被冤枉害周处，替夏侯骏背黑锅，梁王救援张辅被围的百人，替解系求情，在宴会关心从兄饮食，替家吏辩解，是重亲情的人，可能是其他人或藩王上表。齐王执政后，开始还能勤勉，以后懈怠了。李含从京城赶到河间王那里，“诈云受密诏，使河间王颙诛冏，因导以利谋。”河间王上表，要和长沙王一起废了齐王。上书称：“骠骑将军长沙王乂，同奋忠诚，废冏还第。”准备让成都王执政。齐王的部下不听王戎、司马越的劝说，坚持要起兵应战。“冏遣其将董艾袭乂，乂将左右百余人，露乘驰赴宫，”长沙王联合宫廷部队打败了齐王。晋惠帝想赦免齐王，但长沙王下令押走，后来齐王最终被杀，长沙王只是不想让晋惠帝处置，不知是谁下令处死了齐王，太兴年间，晋惠帝下诏也说齐王是“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过举，致王于戮。”，应该不是长沙王所为。长沙王同样是被权臣操纵，河间王、成都王因为李含等被杀，布告天下讨伐，成都王写信给长沙王：“每忧王室，心悸肝烂。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宠作祸，能不兴慨！于是征西羽檄，四海云应。”这次起兵甚至没有要求长沙王退位，只是要处置羊玄之、皇甫商等。长沙王指挥部队同成都王作战，东海王传记载：“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长沙王的亲信只有百余人，他是名义上的执政。被宫廷将领押送到张方那里，被杀害时全军为之垂泪。成都王被推举为皇太弟，在邺城留守，宫廷将领陈轸、长沙王党的上官巳，奉晋惠帝、百官亲征成都王，此时晋朝已经分裂，少数民族支持不同的派系作战，成都王奉晋惠帝躲避战乱，退往洛阳，张方带着晋惠帝退往长安。成都王被免除皇太弟，后来在邺城被刘舆杀害，死前说“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死后“邺城哀之”。他的部下纷纷起兵，河北群雄都要为他报仇，内战全面爆发。汲桑、石勒载着他的神主作战。河间王镇守关中，也是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人，支持成都王为皇太弟，内战中“越以张方劫迁车驾，天下怨愤，唱义与山东诸侯克期奉迎，先遣说颙，令送帝还都，与颙分陕而居。颙欲从之，而方不同。”看来河间王也是不能掌控部将，后来兵败下野，东海王表奏他担任司徒，在回朝途中被南阳王派人杀害。东海王是八王中最有政治才能的，他派遣晋元帝守卫江南，为东晋的建立打下基础，包括王导、谢琨等许多有才能的人都是出自他的幕府。是东部地主阶级领袖，同北方地主阶级联合鲜卑族同中西部的地主武装作战，后来同地方割据军阀矛盾，被晋怀帝下诏责难，忧虑患病去世。总体来说，晋朝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在规模上和残酷程度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不是最严重的，考虑到晋武帝解除了天下武备，成都王死后，他指挥的少数民族部队纷纷独立，演变成民族战争，在战乱中，武装力量强大的少数民族控制了中原，这也不能简单看作是反抗民族压迫，当时依然有很多少数民族忠于晋朝，准确地说是少数民族贵族利用晋朝汉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乘机建立割据政权。晋朝的八王除了少数是被司马氏所害，多数是在统治阶级内乱中，被外姓所害，甚至被冤杀，晋朝的“八王之乱”不能简单看作是司马氏自相残杀。更不能作为司马氏是腐朽、残暴、贪婪的罪证，是遭到人民痛恨、反抗的暴政。甚至是在八王中还有楚王、成都王、长沙王等受到军民爱戴人，东海王这样有政治才能政治家，其他几位多数也没有大的罪恶，那种把晋朝时期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完全归罪司马氏是错误的，是把历史进程简单化，是狭隘历史经验论，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