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

近期，唐骏学历门事件成为媒体狩猎的焦点，出版其自传的两家出版社也卷入风波之中，或澄清或发表勘误声明。不久前，《印象中国：张艺谋传》、《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等名人传记的失实嫌疑乃至官司上身，让标榜以文化传承为己任、以严谨规范而著称的出版社陷入尴尬境地。

名人传记何以名不副实？

作者——

“很难100%客观”

在开卷图书公司2010年1月至6月的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中，有3部名人自传进榜。著名出版策划人金丽红坦言：“传记始终是对读者，特别是年轻族群很有吸引力的一种图书类型。”

一方面是具有商业吸引力的市场，另一方面是信息日益开放，金丽红认为，传记造假的风险很大，“每一位读者都是精明的检验者，不真实，绝对没有市场。”

但在接力出版社资深编辑余人看来，传记很难100%客观，“如果是传主亲笔自传，那么在素材的取舍或者事件的解读上肯定带有主观色彩，有损形象的案例往往讳莫如深或者点到即止；如果是他人代写的自传，由于和传主的沟通不畅或者执笔人的个人崇拜等因素，也会产生不实信息。”

金丽红也持相近的观点，但她强调，作者所叙述的整个脉络和故事的大环节必须真实。尤其是，涉及传主的履历等对表述严谨性要求较高的项目时，一定要反复考证。她以唐骏自传“造假门”为例，认为不管是传主或者执笔者，都没有对此足够重视。

编者——

“摊子铺大了，难保证质量”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认为，出版社和编辑作为出版产业链上的把关人，对于名人传记的真实性和导向性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普遍将日益浮躁的出版氛围归结于市场经济的双面性。郝振省解释，出版实行产业化后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优秀出版物需要一定生产周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却是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出版方式的否定，原本一套好书的正常制作周期，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但现在，两三个月甚至两三周就能完成所有出版工序。

郝振省认为，“名人是稀缺资源，因此在与出版社的对话中往往占据优势地位。对于传记中的一些刻意修饰乃至失实的信息，出版社碍于前期巨大的投入以及巨大市场潜力的诱惑，往往会默许。”

编辑的失职也是出版物失实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诸葛蔚东表示，在市场化浪潮中，出版社编辑背负着沉重的业务压力，“摊子铺大了，难以保证每本书的质量。”他还很羡慕日本的岩波书店，为编辑配备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各种电子数据库，提供了保证出版物内容准确性的必要条件。反观国内，“编辑占据的资源远远少于一个规范、成熟的出版行业所要求的标准，也就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把关者。”

读者——

“人文阅读”不及“功利阅读”

有业内人士更把目前的阅读形势概括为：“人文阅读”不及“功利阅读”，“博杂阅读”不及“专指阅读”，“经典阅读”不及“时新阅读”，“深阅读”不及“浅阅读”。

功利性的阅读倾向使得出版社在确定名人传记的传主时，倾向于选择荧屏或者媒体红人。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如此论述过文化名人传记和荧屏名人传记的差异性：“这些作品（文化名人传记），无论在传主的文化素养、作传者的素质水平方面，都是荧屏名人自传无法相比的……至于从社会的接受来看，只要翻翻荧屏名人传记的印刷数量就可以知道，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读者的浮躁心态决定了出版社的出版模式。当读者希望看到一个可资模仿的成功榜样时，出版社就有可能去寻找甚至炮制一个‘成功人士’。为了使得传主更贴合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名人和出版社都会对内容进行一定的‘加工’，就有可能成为虚假信息的源泉。”郝振省认为，读者的功利化阅读倾向成了名人传记失实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