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一个经济实体 
　　西泠印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是由4位著名金石书画家在1904年发起成立的，主要活动是每年在杭州西泠印社社址举行两次学术交流活动，上半年在清明节，下半年在重阳节；每10年举行一次全体社员参加的社庆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社员大会、笔会、展览、学术报告等。
　　抗战期间，杭州被日寇占领，西泠印社的学术活动被迫停止。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西泠印社才召集各地社员来杭州重新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西泠印社派出代表，将印社社址及相关文物交给政府管理。此后，西泠印社便停止了社务活动。 
　　1956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在省人大会议上提交了一份议案，主张恢复西泠印社。这份议案引起省文化管理部门的重视，于是成立了“恢复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张宗祥任主任委员。当年就作出决定，在孤山社址开设一个经营碑帖、石章、印泥、笔墨的小店。有关部门还拨出了5000元开店费。沙孟海先生委托篆刻家韩登安去负责经营管理。这个小店就设在山川雨露图书室这座房子内。
　　此前，作为学术团体的西泠印社，自身并不从事商业活动，所以也一直没有经营实体。上海曾有过以“西泠印社”为名的书店，那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吴隐开设的私人店家。杭州孤山的印社社址也曾出现过供应印泥、拓片的小卖部，那是社址管理员叶秋生开设的私人小摊。这两家私人店摊，都不是西泠印社的企业组织。
　　1956年，西泠印社虽然还没有全面恢复，但却有了这个小店，这应该是西泠印社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实体，也是西泠印社从事经营活动的一个起点。
　　1957年12月，省文化局将西泠印社的观乐楼辟为吴昌硕纪念室，接受了一批吴家捐献的文物，开始介绍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硕的生平事迹。这应该是为恢复西泠印社所做的一项铺垫工作。
　　获得一笔巨大捐赠
　　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为迎接这个节日，杭州市提前一年开始做筹备工作，其中一项重点工作是：把湖滨路建设为展示杭州特色产品的一条长廊。大街旁整修一新的骑楼内，引进了毛源昌眼镜店、王星记扇店、杭州丝绸门市部、杭州书画社等杭州特产商店。
　　杭州书画社是新创办的单位，有关部门特别重视这个单位，叫杭州书画社的负责人第一个在湖滨路上挑选店址。所以，书画社选的店址是最好的，位于湖滨路与解放路的拐角处；书画社的店堂也相当大，有10多个门面。开张前夕，郭沫若还为杭州书画社题写了店名。
　　这个书画社，楼下是卖纸张、笔墨、书画的门市部；楼上有汇集书画艺人作画交流的大画室和收藏室，经常举行笔会或书画展览等活动。1959年，杭州书画社正式开张后，孤山西泠印社的小店就划归杭州书画社管理，叫杭州书画社孤山门市部，或杭州书画社西泠印社门市部。这样，杭州书画社便成了西泠印社的主管单位。
　　1962年，在各方有识之士的提议下，省领导作出全面恢复西泠印社的决定。由省政府挂帅，杭州市文教局承办，具体工作由杭州书画社负责。当年，在杭州书画社成立了“西泠印社筹备办公室”，开展恢复西泠印社的具体工作。办公室成立后，就开始联系各地的（西泠印社）社员。当年就做成了一件大事。
　　老社员张鲁庵是杭州张同泰国药号创办者的后人，毕生研究篆刻艺术，更注重收集历代印章、印谱。他的收藏不仅丰富，而且珍贵，被誉为“海内第一家”。他常住在上海。筹备办公室的同志去上海拜访过他，他当时曾表示，要将自己的藏品无偿捐赠给西泠印社。
　　1962年4月，张鲁庵病逝。西泠印社筹备办公室的同志赶赴上海，争取到张鲁庵家属的支持，接收了张鲁庵的全部捐赠。这是一笔巨大而又珍贵的财富。捐赠的1525方历代印章中，秦汉时期的铜印就有305方；捐赠的433部印谱中，有不少是孤本或善本。
　　西泠印社还没有恢复，却拥有了这笔大财富。省领导专门拨了一栋房子，就是葛岭上的张静江别墅，来珍藏这些珍贵文物。
　　开了一个隆重的大会
　　西泠印社筹备办公室成立后，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了“建社六十周年社员大会筹备会”。把西泠印社老社员和各地著名金石书画家请到杭州，共商如何恢复发展组织，如何开展学术研究和繁荣艺术创作，如何举办60周年的社庆活动。
　　1963年是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的大庆之年。按照印社原有的规定，就是要举办社庆大会。如果这个大会能够成功召开，那么，西泠印社也就恢复了它的组织活动了！
　　我是1963年4月调进杭州书画社，担任书画社的主任。此前，我的个人经历是：1947年考入国立艺专学习，并加入中共地下党，是该校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我一直在杭州的中学担任校长，也曾是杭州艺校的校长。市文教局为何将我调到书画社呢？可能是因为我毕业于美术院校之故吧。
　　我到杭州书画社当年，直接参加了西泠印社各项恢复工作，并亲历了西泠印社全面恢复的历史。1963年的重阳节那天，西泠印社建社六十周年社员大会在杭州召开。大会总结了西泠印社的历史，举行了“篆刻史上的几个问题”、“ 西泠八家的艺术特点”等专题学术讨论，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金石书画展览会，选举产生了西泠印社首届理事会，推选张宗祥任西泠印社社长。大会制定了印社今后的宏大发展规划。会上，有一大批著名书画篆刻艺术家应邀加入西泠印社。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西泠印社举行的第一次社员大会，也是西泠印社建立后开得最隆重、组织最健全的一次大会。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陈叔通给西泠印社发来贺词；省长周建人等领导亲自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的成功召开，宣告了西泠印社学术团体的恢复，宣告了西泠印社全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当时，有关部门作出一个决定，把刚恢复的学术团体——西泠印社交给杭州书画社，由书画社负责管理，并承担其一切费用。这样杭州书画社就正式成了西泠印社的上级主管单位，具体负责管理西泠印社的各项工作。
　　既然国家没有拨经费，那就只能自筹资金。我这个当书画社主任的，当时就确定了“以企业养事业，以事业促企业”的方针，尽力把书画社经营好，用所赚的钱把西泠印社的学术团体办好。
　　躲避一场猛烈的风暴
　　正当我们着手实施西泠印社宏大的发展规划之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文革爆发了。西泠印社建社六十周年社员大会制定的各项发展规划被迫停止。
　　我先是被下派到郊区丁桥去搞“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编者注）。文革爆发后，我回到书画社。在疯狂的“破四旧”之风中，文化系统的造反人士将“砸烂封资修黑店”的大字报贴到了书画社的橱窗上；另一路造反派从岳庙一直砸到孤山，把西泠印社的丁敬、邓石如两尊石刻造像和后山的石制牌坊推倒砸碎。
　　当年，西泠印社为老社员丁敬、邓石如建立石像，就是因为这两人是篆刻艺术中浙派和皖派的代表人物，却被“破四旧”给打碎了。
　　面对当时的激烈形势，我也就组织书画社员工在门市部撕毁一些无价值的字画，表示主动破四旧。我们的“革命行动”见了效，避免了外来造反派进库房毁文物的行动。同时，我又组织员工将西泠印社社址中有价值的碑刻卸下转移进室；不能转移的，就用石灰涂抹覆盖。汉三老石室内放有珍贵文物，书画社员工就在石室大门上张贴主席画像和语录。由于书画社员工的努力，西泠印社的文物终于躲过了这场浩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吴昌硕的铜像，本来已经被卸下藏到室内，后来却被驻社工宣队的人砸烂后卖给废品站。
　　那时，西泠印社各地的社员都成了批斗对象。西泠印社的学术活动也都被迫停止。书画社、西泠印社，都被说成是“浙江的裴多菲俱乐部”。
　　不久，我也被当作“走资派”进了牛棚。但是，在混乱的岁月中，杭州书画社门市部的营业从没有间断过。
　　我是在1972年重新被结合进书画社的领导班子。1973年，邓小平复出，国内形势有所转好。这年，日本书道代表团应我国文化部邀请前来中国访问。这是一个由日本各地最高级别书画家组成的访问团。中日双方的书画家在孤山西泠印社的题襟馆作了学术交流。此后，来西泠印社访问的外宾开始增加。
　　随着外事活动的增多，孤山的小店就显得太小了，不能适应需要。后来，我们就用书画社的资金复建了一座“宝印山房”，作为外宾门市部，大大增加了经济收入。
　　造起了一座文物大楼
　　“文革”结束后，考虑到西泠印社在国内外影响重大，上级部门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将原“杭州书画社”的整体单位名称，更改为“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下辖6个单位，分别是：湖滨书画社门市部、孤山外宾门市部、裱画工场、杭州文物商店、印刷厂、出版社。这样，原先创办、扩大的经营部门都成为西泠印社的经济实体。
　　那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激动人心，西泠印社的定名鼓舞了我们的信心。我当时定下的发展目标是：要把西泠印社做成与“荣宝斋”、“朵云轩”相媲美的大型文化经营单位。
　　当时，最大的突破是，我们向国家出版局申请出版权获得了批准。我们先后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金石书画专业图书；还每年推出精美的年历、月历，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我们又组建了印泥制作部门，并在技术上获得了重大突破，新产品“西泠印泥”，受到了市场的热捧，畅销海内外。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1979年12月，中断了10多年学术活动的西泠印社再次举办社庆大会——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社员大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发来贺词；李丰平、王芳、薛驹等领导出席大会。会议期间，沙孟海先生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社长。
　　这次大会，包括大会期间举办的各项学术活动，所有经费全部由西泠印社自己支付。那时，我们西泠印社比较富裕，有了资金积累，我们就大搞基本建设。1979年，我们为适应自身发展，建起一座高楼——文物大楼，完全解决了西泠印社出版社和文物商店的办公用房、营业用房以及仓库等。1982年至1983年，我们又对孤山西泠印社的所有房屋作了全面整修，从山下一直修到山顶。使西泠印社社址面貌一新。
    吕国璋 口述 张学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