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王岳川：中国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 |
 |
时间：2010-8-9 11:23:55 来源：不详
|
|
|
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国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王国维在后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国维有什么关系？王国维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学，是为了唤取民智，唤醒民众，以救国人精神疲弱；然后写《人间词话》是要唤醒自己；写《宋元戏曲考》——把唐诗宋词之后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重新加以阐释并订其谱系；再往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借发掘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雄强精神，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伯希和、斯坦因等从敦煌抢走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料，使得中华文化命脉有中断之险，如果中国学者不去研究敦煌，那么谁研究？后来，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为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外蒙古将从中国母体上割裂出去。王国维做的每一门学问都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那么，今天如果“七国论”成功，难道匹夫无责吗？如果“港独”、“藏独”、“疆独”、“蒙独”、“台独”都出现的话，中国还是中国吗？军事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大的国家内乱不断，所以文化的重要性异常明显。
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文化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文化问题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亚洲的经济是“雁形”经济。领头雁是谁？当然他们认为是日本，而且经济中心是在大阪。中国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心可能是上海。韩国人不同意，说未来的“雁形”经济中心应该是在韩国，它的中心是首尔（原名汉城）。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敏感程度相当高，不管是北边的中俄边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南边的西沙群岛问题和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竞赛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中日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一触即发的。很多人认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国际文化形势而言，我却觉得实在应该居安思危！
2008年，美国CNN主持人辱骂13亿中国人。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也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
4.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救国救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和“走出东方”的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的观点，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大半个世纪以后，对这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验证，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经济的崛起必将引发对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远东经济评论》、《纽约时报》等出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所谓“中国欲向海外扩张”，反映出西方学人群体中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文化种族偏见。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应受到批判，同时，需要在学术思想上杜绝“文化战争”的错误观念。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张艺谋的《英雄》进入美国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公映时间推后了40天。因为审片专家组看了电影以后大惑不解，说过去看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丑又脏奔跑在黄土高坡、说着宝鸡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视这片黄土地上孤独行走的人。同样，他们也很容易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下面中国式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咀嚼过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们美国“现代化”了，幸好我们不像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那样。这是他们评委当时的看法。张艺谋突然出了一张新牌，让这些评委感觉到理解很困难：黑色的军阵，红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纱，而且秦军军威震地、万箭齐发。当箭穿透赵国书院时，那位长者说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这说明了文化长于军事，文化胜于战争。于是，美国人发现中国形象变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国，相反，军威震天的秦国形象代表了雄壮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国。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得以播出，播出之后即获得一片好评！
大国崛起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
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文化创新和可持续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1.从经济资本走向文化象征资本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1820年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从1820 年到1870 年这50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1820年左右，西欧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3.6%，但到了1870年，就达到了33.6%，远远超过同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到199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到20世纪后期，从1952 年到2005 年，仅仅53年,中国的GDP增加了20倍。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200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如今美国、日本加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前三强，中国这个历史上的落后国家，综合国力排在了世界第三。中国在掉下低谷后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这种复苏使得中国的身份变得空前复杂。一会儿是“中国落后”、“第三世界”、“中国的环境污染”等，一会儿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中国分裂”等。
我坚持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科技经济，军事崛起，而在于我们的文化身份不清。这就说明中国的“文化资本”还不丰厚，需积极进行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通过经济崛起与文化创新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大国地位。
2.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文化牌
在西方现代性统治世界的近200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整体上丧失了自己的声音，丧失了主动支配自己的能力，而只能沦为西方现代性的边缘或附庸。中国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之间摆动，或认为自身历史悠久，或崇拜现在的西方。人们一方面在忘记中国自身的传统，一方面对西方这一他者总是雾里看花、琢磨不透。向西方学习并没有获得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内在特性，反而往往通过西方抹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有文化的凝聚力，文化身份认同就将出现问题。在经济起飞之后，全盘西化之中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东方文化？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崛起速度越快，文化则越弱。
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去“解”，当代思想战略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在我看来，那些一味目光向内感叹地球变小为“地球村”的人，没有注意到时代已经悄悄发展而进入“星际交流”的太空文明时代，中国文化应该在新世纪有大的作为。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世界的。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场，并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众多思想家互动形成大国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同。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守正创新是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战略。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人类的和世界的。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王岳川，四川省安岳县人，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后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文集》（韩国4卷本）、《西方艺术精神》、《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主编9卷本）和《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约400余篇。
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