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洪武六年召见昆山百岁老人周寿谊，特地问起了昆山腔。明代周玄暐的《泾林续记》记录了这段轶事：  


    “太祖闻其高寿，特召至京，拜阶下，状甚矍铄。问‘今年若干？’对云：‘一百七岁。’又问：‘平日有何修养致此？’对曰：‘清心寡欲。’上善其对，笑曰：‘闻昆山腔甚佳，尔亦能讴否？’曰：‘不能，但善吴歌。’命歌之，歌曰：‘月子弯弯照九州，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夫妇同罗帐，几人飘散在他州。’太祖抚掌大笑，命赏赐酒馔于殿上，又蠲其家丁役，送其还家。” 


    这则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昆山腔的名声在明初已传到宫廷，连皇帝老爷也感觉到了；二是朱元璋认为昆山腔“甚佳”，至少是有点懂了。 


    生于宋代末年的周寿谊，因为长寿而引人瞩目，明代有不少著作记述过他。有人说他是无锡梅村人，中年时才寓居昆山，死后又归葬梅村(明黄邛《锡金识小录》)。这不要紧，按照今天的说法，他可以称作新昆山人，只要有社会价值就行。 


    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廓清了昆山腔的渊源：“……惟昆曲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番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词，善作古赋。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三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从中可见，顾坚的几个朋友--杨维桢、顾阿瑛、倪瓒等人交友甚欢的元末，与朱元璋召见周寿谊的洪武初年相距很近。这看似偶合，却显示了昆山腔创立时在阳澄湖畔举办玉山雅集，蓄养声伎的热闹状态。否则，朱元璋不会知道昆山腔“甚佳”。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朱元璋定都南京后，由于战争造成的创伤，民生凋敝，他带头崇俭戒奢。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古乐诗奉和而正，后世之诗淫以夸，故一切淫词艳曲，毕弃不取。”一次，朱元璋让太监领女乐进宫，被监察御史周观政拦在宫门外，还非要皇帝发话不可。朱元璋便不再坚持，居然称：“朕已悔之。”清康熙年间吏部尚书李光地曾在《榕村语录》中记述：“元时人多恒歌酣舞，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歌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虽立法太严，然所以激励颓靡处，志气规模果不寻常。”如此严酷的法令给正在兴起的昆山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然而，朱元璋是不得已而为之。明初限制娱乐的政令，毕竟对于巩固政权有不小的作用。 


    其实，娱乐从来是禁而不绝的。不仅仅老百姓喜闻乐见，当时的朝廷，遇到外夷进贡、首辅考满、翰林到任等重要活动，也时常由钟鼓司和教坊司负责安排听曲看戏。明初宫廷演出多为北曲杂剧，或者是南北合套的杂剧，南曲还没有引起官员们的关注。所以，当朱元璋听说善发南曲之奥的昆山腔甚佳，便特意向来自昆山的周寿谊询问了。想必在心底里，这位帝王也喜欢这种优雅的艺术，似乎也想赶赶时髦。朱元璋喜爱《琵琶记》的故事，颇能说明一些问题。高则诚的《琵琶记》，是根据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写的是蔡伯喈上京应试后，贪恋富贵功名，背亲弃妇，另娶新欢，赵五娘在家独立支持门户，于公婆死后进京寻夫，伯喈却不愿相认，最后“马踩赵五娘，雷轰蔡伯喈”，以悲剧告终。因作品反映了“富易交，贵易妻”的社会现实，深受观众的欢迎。朱元璋在高则诚死后，看了《琵琶记》，非常赞赏，把四书五经比作人家不能少的五谷，而把《琵琶记》比作富贵人家不可少的珍馐美味，“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听说昆山腔甚佳后，朱元璋还命令教坊在演唱《琵琶记》时，用古筝和琵琶伴奏。 


    这对于推广南曲和昆山腔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还是那句老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矣。”所以，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强调：“将《伯喈》(即《琵琶记》)与《秋碧乐府》从头至尾熟玩，一字不可放过。”这才是学唱昆山腔最实在的办法。 


    应该说，朱元璋对昆山腔是半懂不懂，而他的儿子宁献王朱权、孙子周宪王朱有燉，则十分懂行。他们成了明代初年大写散曲和杂剧的作家。两位王爷热衷于此，在官僚士大夫中的影响不言而喻。到了后来，明惠帝、明成祖、明宣宗、明宪宗等皇帝，也无不嗜好戏曲，这对于明代中叶昆曲繁盛期的到来，必然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