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以至日韩，七夕民俗成为整个东亚文化圈中共通的民俗文化流传至今，虽然纪念形式出现了众多衍生和流变，但其文化内核并没有脱离牛郎织女传说故事，同时，在民俗流变的过程中，有关祈福的民俗思想内核也得以贯彻始终。

    民俗文化有赖于文字记载的传播。还以《荆楚岁时记》为例，作为记录我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荆楚岁时记》[4]对于南北方不同民俗文化的交流，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民俗文化传播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荆楚岁时记》一书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尤其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诸国。一般认为，早在奈良时代初期，《荆楚岁时记》就已传到日本，在藤原佐世所著、成书约公元891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就载有“《荆楚岁时记》一卷”；而在稍后成书的惟宗公方《本朝月令》一书中，更是多次引用《荆楚岁时记》。《本朝月令》作为日本学者记载当时民间习俗的专门著作，其引用《荆楚岁时记》的目的就在于说明当时某一民俗的源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正是以《荆楚岁时记》作为民间习俗的典范来学习仿效的。

    除了本文所探讨的七夕节之外，《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许多民间习俗都在日韩等国有所流传，例如《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元日，门前系苇索，立松柏枝，驱邪”一风俗，据说正是现在日本正月悬挂“门松”与“注连绳”的来历之源；在韩国，端午节也曾像《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那样，开始是挂艾蒿、吃粽子、赛龙舟，但随着1500年来端午节与当地民俗的交流融合，才逐渐形成了酿制神酒、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拔河、摔跤、荡秋千、汉诗创作比赛、射箭、投壶等更具韩国特色的端午民俗，这个过程是中国端午民俗在韩国发生流变的结果。可以说，许多原本只是荆楚地区地方性的民俗，正是通过《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才得以成为流行全国乃至日韩等国的民俗节日，其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对外交流和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值得肯定的是，民俗的生命力还在于民间流传的广度和强度，七夕民俗所以能够始自汉魏晋，承于唐宋元，光大于明清以至今日，完全有赖于七夕故事的民间基础和七夕习俗对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心理需求的良好反映，这也是七夕民俗能够得以广播九州和日韩乃至东亚各国的前提所在。同时，民俗的广泛交流和传播也深化了其本身的历史根基、社会根基，乃至文化根基，共同的民俗维系了共同的民俗文化群体，这也是我国各社会群体对于文化统一理念持有认可态度的原因之一，也是整个东亚地区认可中国汉文化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俗因交流与融合而长存，在流变中衍生发展壮大，民俗是难以封闭或垄断的特殊文化现象，这一点在全球化的文化发展趋势中将体现得愈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