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看法也颇不一致，其分歧之大，并不亚于西方人。这种分歧不仅指西化派对东方传统的贬斥与东方文化本位论者对东方传统的褒扬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而且，即使在同一位中国思想家那里，先后对东亚传统的褒与贬、扬与抑，往往形成巨大反差。如本文要讨论的现代中国著名文化人梁启超(1873—1929)，在20世纪初叶评价东亚传统的言论的骤变性，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革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和主要宣传家。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潜心研习西方文化，以谋求强国之道；1899年，梁氏东渡太平洋，造访美国，目的是“暂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903年2月梁氏再次离日游美，并于1904年2月在《新民丛报》增刊发表《新大陆游记》，文中流露出中国大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的感慨：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

此游记除大力推介美国的现代文明，特别是民主政治以外，还尖锐批评中国固有文明。梁氏在这部游记中列举“吾中国人之缺点”如下(仅引纲目)：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此外，梁氏还痛论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种种不文明处，诸如：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

1899年至1904年间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慕，对东亚传统社会及文化的不满都溢于言表。

但时过十余载，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1882—1938)、丁文江(1887—1936)、张君劢(1887—1969)等7人旅游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1月离欧，3月回归上海。梁氏一行访欧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一并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德国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为其代表作)，有的甚至对西方文明陷入绝望，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梁启超返回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对这种情形有如下描述：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

曾几何时，在《新大陆游记》(1904年印行)中梁氏历数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认为惟有学习西方才有出路，而在《欧游心影录》(1920年印行)中，梁氏却一百八十度转变，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

我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墨子——引者)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这里梁启超申述的不仅是“中国文化救国论”，而且是“中国文化救世论”。必须指出的是，1920年的梁启超与1904年的梁启超相比，其爱国救世的热情和诚意别无二致，其笔端也都“常带感情”。然而，同样是这位有着赤子之心的梁启超，何以在十余年间对中国文化现世价值的评判发生如此截然背反的变化呢？

三

因篇幅的限制，这里不拟就梁氏个人的心路历程作具体分析，而只能简要考察梁氏十余年间对中国文化评价系统的变化，进而探求梁氏关于中国文化的两种极端之论透露出怎样的历史文化信息。

梁启超1904年撰写《新大陆游记》，洋溢着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批判精神，这是那一时代中

国先进分子“向西方求真理”、以谋求现代化出路的必然表现。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中国社会及文化未能导引出现代化，而且其若干层面还成为现代化的阻力。梁氏由此出发所揭露的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种种病态，是中肯的，即使今日读来，人们也能产生会心之感。

梁启超于1920年撰写的《欧游心影录》，则是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或曰“现代病”)有所洞察后，再反顾东方，发现中国智慧具有疗治现代病的启示价值。这种以中国智慧挽救现世文明的论断，虽然缺乏细密的历史分析，然而其间也包蕴着若干真理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