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何典》一书对死读书和读死书者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很会读书，但竟沦落为乞丐。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诩：“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读《何典》的毛泽东很欣赏老道士的观点。他在延安时期的著作，特别强调“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深入到生活和实际中去。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留在书本的字句上。

　　他在延安整风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鉴于此，他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钻发而为文。

　　“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是“俗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刘继兴）

    ■链接：名人与《何典》

    《何典》原署“缠夹二先生评，过路人编定”。1926年，刘复教授考订其作者为张南庄，评者为陈得仁。《何典》戏仿《史记》体例，每回终了，由“缠夹二先生”作评语，画龙点睛。“缠夹二”为吴方言词语，指说话啰嗦、表达不清、喜欢纠缠、乱生枝节的人。

    《何典》是一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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