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律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伦理精神，根据律藏文本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戒律在制定过程中因时、地、事、人的差异，而体现出丰富的伦理精神，主要有因事与人之心理的不同而现出的人性精神，因时空条件不同的随宜性，制定、实施过程的民主性，以法束僧的法治特点，这些都是为达成个人解脱、教法久住的最高道德诉求，因此也是诠释与实践戒律的基本伦理准则。

      （一）人性精神
 

      原始佛教的戒律，形成于僧团建立之后的若干年。最初，佛陀度弟子们出家，并没有事先制定现成的制度（成文法），而是因弟子们不能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精神去处理日常的修学生活，经知惭愧的弟子们的劝请，他才为了教法久住之故，对其所犯进行批评；并制定相关限制性条文，要求僧团大众从此以后不得再犯，否则将按所犯的轻重进行惩治。佛陀认为：“如来亦复如是，不以无过患因缘，而为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然舍利弗，当来有正信善男子，于佛法中信家非家，舍家出家，或有心乱颠倒，起于净想，三毒炽盛而犯诸罪。舍利弗，是时，如来当为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在《四分律》中，佛陀也认为：“如来未为诸比丘结戒，何以故，比丘中未有犯有漏法，若有犯有漏法者，然后世尊为诸比丘结戒，断彼有漏法故。”这说明佛教的戒律是舆人的自我觉悟有关，当弟子们能自觉修学正法断除三毒，就不会以诸多具有强制色彩的条文约束大家，而等到出现了不守戒的情况时，才不得不进行诸多戒条的制定，并以它来达到断除有漏法的目标。从这里，可看出佛教戒律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反映了人性的精神内涵。而且，每一条戒的制定，都有不知惭愧者以身试法的背景。由此制定的戒律，表达了佛教非律法主义者的思想内核，足见其符合人性的原则，它随众生根性的变化，才有越来越多的繁琐条文，其目的最终还是在于使不同根性的众生获得清净。

      （二）民主与随宜

      早期佛教戒律的制定过程，基本上是通过教团大众集会商议之后订立的。如最初第一条学处的出现，就是因有个别弟子出现了不如法的行为，佛陀便集合大众，一起来讨论其所犯戒的轻重等，并以此为契机，告诸弟子此后再有同类情况出现时，应如何处罚。《摩诃僧只律》曾载：“佛告诸比丘：依止昆舍离诸比丘，皆悉令集；为诸比丘制戒，乃至已闻者，当重闻。若比丘于和合僧中受具戒，若不还戒而行（某某）法，是比丘得波罗夷罪，不应共住。”而在处罚个别犯戒者时，也强调了集众商议的羯磨作法，并允许犯者作自我陈述，这主要体现七种灭罪方法之中。《四分律》载：“若有静事起，即应除灭。应与现前昆尼，当与现前昆尼；应与忆念昆尼，当与忆念昆尼；应与不痴昆尼，当与不痴昆尼；应与自言治，当与自言；治应与觅罪相，当与觅罪相；应与多人觅罪；当与多人觅罪；应舆如草覆地；当与如草覆地。”其中，现前毗尼强调了当事人于大众前，一起抉择有关犯戒的问题；忆念昆尼重在要求当事人自己作陈述与辩护；不痴昆尼主要是为保护有精神病者，在发病时的行为不构成犯戒；自言治是让当事人在大众前对其错误进行忏悔；觅罪相是让大众对彼所犯还有疑问处的进一步核实；多人觅罪则是对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进行表决，只有征得多数人同意才可执行；而如草覆地是将争执不下的问题，经僧团依律处罚后，于此事上像草覆地一样，不得再起争论。从这几条处罚原则来看，戒律的处罚制度具有相当的民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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