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前，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在天竺停留漫长而又短暂的八年之后（公元402～409年），孤身一人搭乘商船，经过十四天的海上航行，自东天竺到达了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在这里，这位老人又花了两年的光阴，抄得四部佛教梵文经书《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杂藏经》共一百余卷。随后，他带着之前于天竺抄得的《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抄》、《方等般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摩诃僧祇阿毗昙》等十余部梵文经籍，万里奔波，历经惊风险浪，饱受饥渴劳苦，终于在离乡背井十四年之后，重归日夜思念的故乡。 
　　
　　这位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西行求法，宁舍生命亦无退却的老人，便是被誉为“民族脊梁”的法显大师（约公元340～426年）。大师虽然生活在距今千余年前的东晋时期，但他对当时佛教状况的准确判断、建立教法的宏深大愿、西行求法的坚勇志行及其对中国佛教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审视当今佛教面临的问题，探寻佛教复兴的契机，亦有着莫大的启迪。下面分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概要阐述。
　　
　　一、补律典之阙，稳固佛教生存根本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是在公元67年。当时，两位中天竺僧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在汉明帝派出的使者蔡愔迎请下来到洛阳，并翻译出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到了东晋时期的后赵建武元年（公元335年），当时后赵国主石勒、石虎由于佛图澄的感化，正式允许汉人出家，这标志着佛教僧团正式为政府所认可。中国佛教僧团的合法化，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性事件。
　　
　　佛法的住世与弘扬，僧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如果没有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的摄持，僧团就不可能稳定地存在，更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发展。正如元照律师所说：“佛法二宝，并假僧弘。僧宝所存，非戒不立。”（《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释序文》）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尽管有许多西域诸国来的僧人翻译各种各样的经典，但律典的翻译却非常罕见。直到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始有天竺僧人昙摩迦罗翻译出《僧祇戒心》，汉地才开始有了戒律。但在此之后，对戒律的翻译仍显凋零。东晋道安大师因应当时佛教僧团发展的需要，根据戒律的精神及当时僧团的实际状况，制定了僧尼规范三例作为僧团应遵循的法度。尽管这三例僧尼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僧团的管理，但对于需要长期稳定发展的中国佛教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缺乏戒律的具体指导，极大地限制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随着僧团的发展与壮大，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僧人如何共住共修，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迫在眉睫的问题。
　　
　　法显大师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传》中记载，大师“志行明洁，仪轨整肃”，针对当时佛教经典翻译在戒律方面的缺失，他忧心忡忡，“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正是这样一种为佛教担忧的心情，促使大师发起了西行求法的誓愿。当然，这一求法愿望的萌发，也有其历史背景。自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并开辟丝绸之路以后，汉地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当时西域有不少国家已信奉佛教，丝绸之路的开通，为西域僧人进入汉地弘扬佛法提供了便利条件。西域僧人的前来，无形中也激发了汉地僧人对佛教发源地的神往。
　　
　　种种因缘和合，大师于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与慧景等四僧结伴，矢志西行求法，途中又遇智严等五僧，前后共十人。然而，在随后漫长而又艰辛的求法岁月中，一同结伴西行的僧人，有的半路而归，有的客死他乡，有的留居他国，最后唯有大师一人坚持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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