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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凶杀扩散效应的社会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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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5-1 11:24: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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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那位妇女撕心裂肺说出“我也会去杀人”时，令笔者每每想起都觉得毛骨悚然。为什么他们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难道真要让一个充满母性的女人拿起屠刀把血淋淋的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才给她一个说法和最终的解决吗？政府不论承认与否，民众诉求渠道不畅通的确是事实，当百姓需要解决某些问题时，走正常的渠道已经很困难，不但难以承受解决问题的时间、经济成本，更令人失望的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情况常有发生。当一位懦弱的母亲都喊出“我也会去杀人”时，谁还相信这个社会是安全的呢？如果政府和民众没有畅通的诉求渠道，所有的问题都会积压起来，当社会难以重负时，爆发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到那时我想不仅仅是校园惨案，各类社会仇杀和泄愤报复，想起来都让人惴惴不安。
其三，完善民间组织和社团组织的职能。中国社会延承几千来以来，民间组织和社团起到缓解民间矛盾和稀释民怨的作用非常大，然而自1949年以来，这类组织要么政府化，要么就不允许存在，把民间矛盾和一部分社会问题通过民间自我消化的渠道完全给堵死。失去了这道化解矛盾的缓冲墙，所有的民间问题及社会矛盾就直接交给了政府，而很多族群纠纷又不是政府所能一时解决的，结果把简单的小问题最终酿成不可收拾的大问题。政府害怕民间组织和社团的存在，这种思维方式比封建皇权机制更闭塞和不开化。政府不放弃大包大揽的集权思维模式，终究会把所有问题全部让自己扛起来，最后的恶果不但政府将承担，也把整个社会拖入绝望中。这绝不是化解问题和解决问题应有的态度。
其四，重建社会信仰和完善的心理辅导机制。自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除了威权体制给社会造成的撕裂伤害外，信仰的丧失估计是产生社会问题最多的因素之一。一个社会如果丢失了信仰，人就失去了自我心理的调节功能。当遇到问题时，人没有了精神的寄托和信仰，就如满怀悲愤的压力机，一旦爆发就难以控制。同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适应症是很多人的共通反应，比如就业、家庭婚姻和经济压力等，当政府的条件尚不具备完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那我们社会有完善的心理辅导机构吗？中国人对于心理辅导一直不重视，当人遇到精神压力时，就只有自我的调节，失去信仰的依赖，调节功能就丧失了，诸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在个人信仰问题上，我们已经破坏殆尽。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过去原有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崩塌，新的价值观和信仰又难以及时整合出来，形成人们所遵守的共识。在这样的状况下，校园凶杀案的频发，我们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凶杀案的制造者，其实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面对这个社会问题，无论是政府和个人，我们都无处可逃，因为化解问题的扩散效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否则，不久的将来也许就不仅仅是针对那些弱势的孩子，而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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