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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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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
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
灵验，可也。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
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
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
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
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
《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
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
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
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
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
盛德，幽赞明王。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麕。求诸《尚书》、
《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则不然。凡祥
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
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而史官
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
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而自《史》、《汉》
已还，相承继作。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若乃藩王岳
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
抑惟恒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其烦二也。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
唯编丞相、大夫；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
苟沾厚禄，莫不备书。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
有其名。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牍，夫何足观？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
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
传可也。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
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此实家谍，非关国史。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
人之准的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
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阙其文，传亡其事者。何则？始自太上，迄
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叔
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或五羖大夫，
假赵良而见识。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
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
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夫记事之体，欲简
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
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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