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三个主要助手刘攽（ban班）、刘恕、范祖禹，都是当时的史学名家。他们将大量的史料，先排比成为长篇，分阶段执笔起草，，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考订删削，修改润色。因为撰书工作得到皇帝的支持，能够充分利用朝廷的藏书，又借阅了大量的私家藏书，搜集的史料“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所以一件事往往可以利用三、四处材料综合写成。《通鉴》一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它保存了古代-、军事、经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刑法等多方面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通鉴》的内容，真实可信，而且反映出不少值得肯定的思想，如选贤任能、赏善罚恶、虚心纳谏、反对阴阳术数及迷信鬼神等。《通鉴》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记事“叙之井井（有条理），不漏不烦”，写人状物生动、具体、形象，既有精采的描绘，又有充分的说明。《通鉴》创立了编年体通史的典范，它通贯古今，融会各家学说，采录多种史料，首尾一贯，浑然一体，对我国的史学和文化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后人对《通鉴》备加推崇和赞扬，如著名学者梁启超说：“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丰富），使后世有欲作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不过，《资治通鉴》毕竟是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服务的，全书贯穿着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宣扬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些缺陷也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