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官至中书令的马周，曾因家贫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他替常何写了二十多条很有见地的政见上书朝廷，唐太宗看后非常赞赏，立即召见马周，委以要职。前面篇章中提到的隋朝旧臣裴矩，虽然跟着隋炀帝干过一些坏事，但本人颇有才能，唐太宗扬其所长，仍然让他继续作官，使裴矩在贞观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大臣魏征从前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李建成同李世民谋夺皇位的生死争斗中，魏征曾为李建成献策要及早杀掉李世民。然而。知人善任的唐太宗发现魏征耿直忠诚，又有出色的-才干，不仅不计前嫌，反而非常信任倚重，和他“上下同心”。关系“有同鱼水”。

唐太宗在用人上还有一个可贵之处——“拔人物不私于党”，就是说不搞裙带关系。有些长期跟随他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原秦王府旧属，一直没有得到升迁，因而表示不满。对此，唐太宗严肃批评道，用人的标准在于是否称职，怎么能以关系的亲疏远近而论呢？由于唐太宗坚持选贤任能的用人标准，贞观时期涌现出一批治国治军有方的杰出将相，在朝廷中形成了一个相当有能力的统治集团。这对唐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唐太宗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基本上做到了唯才是用、唯贤是举；坚持“苟或不才，虽亲不用”的原则，并且具有

“如其有才，虽仇不弃”的胸怀；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虽然不乏善于用人的皇帝，但他们和唐太宗李世民相比，显然要逊色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