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这里所说的常鲁公即唐德宗建中二年（７８１年）奉使入吐蕃议盟的监察御史常鲁。唐自开元后，土大夫中盛行烹茶之艺，烹茶时要加入姜、盐和各种辛香之物以调味，吐蕃赞普见而奇之，不知所煮为茶，这说明当时吐蕃尚不知唐人烹茶之方法，也还未把饮茶作为一种生活享受。再看赞普拿出的茶中，尽是当时天下名茶，寿州舒州者，指安徽的小围、六安茶；顾渚者，指浙江的紫笋茶；蕲门者，指湖北的黄芽茶；湖乾，指湖南的银毫茶；昌明者，指蜀中绿昌明茶。吐蕃宫中收藏了这许多唐之名茶，却又不晓唐之烹茶方法，正好印证了藏文史料中的记载，说明当时茶还是被当作珍贵的保健药而被王室收藏，并未成为广大藏族人生活中的饮料。

    在敦煌千佛洞和新疆地区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的历史文书、木简中，记载了吐蕃社会的经济生活情况，但在这些于八——九世纪的文献中，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物资有青稞、小麦、酒、皮张、牲畜等，却单之不见有茶，这说明至少在九世纪初以前，茶还没有进入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社会上还没有饮茶之习。

    藏族民间饮茶大抵在九世纪初以后才开始，这是因为从初唐到中唐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中，虽然因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开辟了唐蕃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渠道，推动了藏汉贸易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唐蕃因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时有发生，争战连绵，在大多数时候双方的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开展，这就极大的制约了茶对藏区的输入。所以吐蕃虽很早就输入了内地的茶，但都没有使茶在吐蕃社会各阶层中传播，更没有使饮茶成为一种全社会共同的生活习惯。

    晚唐以后，唐蕃双方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睦相处时期。从而使汉藏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长足的进展。战争状态的结束，使官方和民间的商贸渠道都畅通无阻，这就为茶大量输入藏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给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提供了物资基础。

    另一方面，晚唐时期吐蕃的社会环境也为饮茶之习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吐蕃的热巴巾赞普（８１５－８３８年）开展了空前的尊佛运动，规定了七户养一僧的制度，藏地的僧从此脱离生产劳动，专事焚修，对于每日打坐诵经的僧人来说，茶的“破睡”和“涤烦疗渴”作用尤显得突出。唐朝自开元后，因禅宗盛行，坐禅之人“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风闻录》）。吐蕃在弘佛时，曾有大批汉族禅僧来藏传法，他们将内地烹茶的方法和坐禅饮茶的习惯首先传给了藏地的僧人。由于藏族对僧人（喇嘛）十分崇敬，他们的饮茶习惯极易被人效法。特别是吐蕃最后一位赞普郎达玛（８３９－８４２在位）时大力灭佛，寺院被毁，大批僧人被迫还俗，这些融入民众中的僧人又将饮茶之习和烹茶之法直接传播于普通的人民之中。在物资生活处于相当低下水平和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人们的物欲受到相当大的抑制的氛围中生活的藏族人，茶除了能满足他们生理上的需要外，还能给他们带来心理上享受，填补生活中的一些缺憾。因而，饮茶就从功利需要的基础上更衍生了认识需要、审美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所说：“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饮茶作为一种文化就这样在藏族中产生并发展起来。

    藏族的饮茶之习既是汉藏人民经济交流的结晶，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虽然今天藏族的茶文化已是独具一格，带有显著藏民族特色的文化，但寻根究底，我们仍可在一些方面发现汉族茶文化的印痕。据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藏族烹茶之法原从汉地和尚学来。我们把藏族烹茶之法和唐宋时内地烹茶之法相比较就不难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唐陆羽《茶经》记载：“初沸则和水量调以盐味，第二沸则量茶当水中心而下，三沸而酌置诸盎”的煮茶方法，至今藏族仍要有用，只是熬得更久一些而已。唐宋时煮茶要加姜、盐、胡桃、芝麻、松实等。现今藏族饮茶也要加这些东西。如唐宋时饮茶是带茶叶一起吃掉的，皮日休《茶中杂咏》说：“称饮茗者，必浑而烹之，与渝蔬而者无异”，即是说饮茶像喝茶汤一样连汤带叶一起吃掉，现今在藏族中还盛行一种“糌粑茶”，即将茶粉碎合煮后，连渣带水喝，藏族有句常语：“茶渣如油，给孩子吃。”认为茶叶渣很有营养，不能丢弃，也源于此。（任新建）